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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_金一南【完结】(184)

  此前未在根据地工作过的朱理治,根本不知道苏区肃反这一套。他听信了戴季英,觉得问题严重。

  戴季英主张立即抓捕刘志丹、高岗。

  朱理治犹豫不决,感到问题太大。刘志丹是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之人,说他反革命,怎么解释?

  戴季英振振有词。他以苏区中处理的季振同、旷继勋、许继慎等为例,说这些人创造苏区、创造红军为的是消灭苏区、消灭红军。

  事情至此,朱理治便与郭洪涛商议,在刘志丹回来后把他软禁在省委机关。又叫戴季英起草一信,叫前方注意防备。戴将信写好后,未给省委看便直接送出。

  那封信是保卫部签发的命令,抓捕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

  10月6日,陕甘晋省委保卫部以开会为名,将刘志丹骗回瓦窑堡逮捕“审查”。

  前方开始按照保卫部的意见捕人。

  面对着肃反运动一天一天扩大,红军里军心浮动,谣言也乘机传播开来,说红二十五军是杨虎城化装进来的假红军,专为制造内部的混乱。

  说二十五军是假红军,令徐海东相当恼火。他曾经被人说成是假党员,几乎掉了脑袋。

  1933年4月,鄂豫皖苏区规定,凡是在白区入党的人,都要填一份入党登记表,说明何时何地入党,介绍人是谁,现在何处。说不清入党介绍人现在何处、又找不到其他人证明入党,就定为混入党内的假党员。轻则清洗出党,重则被抓被杀。

  徐海东也收到了这份登记表。他是1925年4月在武昌打工时由地下党员吝积堂、李树珍介绍入党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一个在广州暴动中牺牲,一个下落不明,再无人可以证明他入党的情况。他陷入了被怀疑的困境。后来只因他作战异常英勇,红军中极需要这样的军事干部,才勉强过关。他后来在《生平自述》中说,沈泽民、徐宝珊“两个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

  现在他率领的整个队伍都被说成是假红军,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

  前方部队开始杀人。

  这时朱理治在后方开始发现有问题。他连续几天亲审已有口供的7个人,这些人完全看鞭子和脸色说话。于是他用省委名义拟了一个自首条例:诬陷了人要枪毙,隐瞒了人也要枪毙。

  条例一出,开始讲老实话了。都说刘志丹、高岗不是右派,在口供上签了字。这才发现有可能搞错了,朱理治赶紧叫郭洪涛到前方,停止捕人杀人。

  郭洪涛到前方找到了程子华,程当即找了保卫科长,命令不许再捕人。

  前后方在刘、高不是右派这点上,已基本统一了。

  这里出现了败笔。本来觉察到肃反搞错了,就应该马上甄别,迅速放人。但没有这样做。

  没有放人的理由有几个。整肃方是戴季英态度蛮横,不同意放。被整方是高岗态度蛮横,怕放出来不好收拾。一拖再拖,错过了时机。

  但主要领导人朱理治决心不坚,应是主因。

  情况并不很明之时,肃反决心下得过快,情况已经很明显了,结束肃反则前忧后虑,踌躇不决,朱理治为此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不仅被说成是王明在陕北的代表,阴谋陷害高岗、刘志丹,还说他拒绝迎接北上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

  后一个指责最要命。不愿让中央到陕北,比肃反扩大化不知要严重多少倍。

  程子华在回忆录中详细回忆了这一段:劳山战斗缴获了敌军一份文件,内容有: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省武山县西南。前方负责同志们给朱理治同志写信,并附缴获的文件,建议红十五军团到关中苏区去欢迎中央红军。朱理治同志把前方来信和敌军文件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我看后对朱理治同志说:“敌军文件是一个多月前的,中央红军要来关中苏区的话,已经来了,用不着我军全部去;要是没有来关中,那就是到别处去了,十五军团去欢迎就会扑空。十五军团远去关中,来回要一个多月,敌军会乘虚占领永坪镇,苏区就困难了。不如十五军团继续向南打,调动西安敌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同时,十五军团在苏区边沿,敌军就不敢占永坪镇。”朱理治说:“我考虑一下答复你。”过了两天,朱对我说:“戴季英同意你的意见,我也同意。你去前方与同志们开个会,把后方同志们的意见转告他们,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同意了。但我的伤还未好,是睡在担架上抬到前方的。到前方后,与徐海东、刘志丹、聂洪钧、高岗、郭述申等同志开会,转达了后方同志们的意见,前方同志同意后方同志们的意见。1954年,彭德怀、马明方同志在北京饭店召开西北问题座谈会时,我在会上把这个情况讲了,并说:“这是作战方针问题,不是不欢迎中央和毛主席。如果说作战方针错误,我负责。因为是我提出来的,前后方同志们同意的。”我的话在那次会上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程子华1954年在西北问题座谈会上就这样讲,实在难得。我们就是因为少有程子华这样直露真情的人,使多少不应陷入迷雾的问题,最终陷入了迷雾。

  朱理治无疑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作为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当然应负主要责任。但当时陕北肃反情况相当复杂。

  有老问题、老矛盾。如中央驻北方代表与陕北省委的矛盾,以及这种矛盾引起的陕北特委和陕甘特委的矛盾;也有新问题、新矛盾。一是陕北党的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土改问题,党组织的发展问题和地方政权的建设问题,等等;一是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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