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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辉煌_金一南【完结】(34)

  远东局随后也置于鲍罗廷的领导之下。

  此时斯大林还不知道:历史给鲍罗廷的时间已经进入倒计时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5月5日,斯大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为此还作出了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和提供50万卢布的决定。但让谁去“组建可靠的部队”?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斯大林语焉不详。5月13日斯大林讲了另一段话:“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所以5月5日的决定很快不了了之,转而实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将领”提供军事援助的方针,令共产党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保持领导”。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

  斯大林得知此讯坐不住了,于5月30日给鲍罗廷等人发出“紧急指示”:(一)动员2万共产党员,加上5万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二)“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叛乱的反动军官。

  斯大林不会不知道,4年来联共政治局推行的“只武装国民党不武装共产党”的政策,根本无法通过一份“紧急指示”改变。而权谋大师鲍罗廷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是执行武装工农政策的人。他鼓动陈独秀出面给莫斯科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复:“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即照办。”本来这个紧急指示是发给鲍罗廷等3个俄国人的,本应由他们回复莫斯科。但是他们都十分清楚向斯大林说“不”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于是推给了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让陈一人独自承担了违抗斯大林指示的责任。

  局面已经完全无法靠鲍罗廷的权谋来收拾了。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决议“分共”,大革命完全失败。

  近代中国是个大舞台。这个舞台演绎了多少兴衰、美丑、胜败。原先的默默无闻者可以在这个舞台上大放异彩;大放异彩者最终又在这个舞台上黯然失色。发现、提携蒋介石的鲍罗廷就在1926年到1927年一年的跌宕演变中,由蒋介石所谓“自总理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变成了一个要立即捉来枪毙的“煽动赤色革命企图颠覆政权的阴谋家”。政治人物往往瞬息之间出现沧海桑田的演变,完成让人瞠目结舌的思维转换。

  鲍罗廷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样复杂,蒋介石也不像鲍罗廷想象的那样简单。这个前日本士官生内心深处还是钦佩那些直面反对他的人,却深恶痛绝那些他以为要利用他的人。

  当年反对鲍罗廷独用蒋介石的加伦将军回国后,1938年10月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蒋介石接到驻苏大使杨杰的报告,还想保加伦一命,要孙科以特使身份赴苏转告斯大林,请派加伦至中国做蒋的私人顾问。但苏联的肃反行动太快了,加伦从被捕到被枪决仅有一个月的时间。斯大林告诉孙科的,已是他的死讯。

  想保加伦性命的蒋介石,却一直想要鲍罗廷的性命。

  加拉罕当年给孙中山的礼物,是鲍罗廷。

  蒋介石最后给鲍罗廷的礼物,是通缉令。

  三、笔杆子,枪杆子

  说到枪杆子,人们马上想到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著称于世的毛泽东;以为枪杆子理论出自他的天才创造。

  袁世凯最先给中国政治带进来了枪杆子。通过对枪杆子的纯熟掌握运用,满清王朝不得不接纳他,辛亥革命也不得不接纳他。

  孙中山则最先给中国革命带进来了军事。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基本就是对武装起义苦心竭虑的策划与发动。

  于是中国的革命或反革命,一开始便具有了与别国的革命或反革命截然不同的特色。

  把枪杆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的,还是蒋介石。

  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首先利用了鲍罗廷提供的机遇,其次便是手中的枪杆。

  首先也来源于其次。鲍罗廷错以为他是一支革命的枪杆。

  毛泽东对枪杆子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

  他最初并不赞成暴力革命。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第一期《创刊宣言》上,即针对“打倒强权”提出了一番颇为温情的理论:(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主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毛泽东当时对一切暴力——包括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北洋军阀政府的暴力——皆表现出极大的忿恨。

  他1920年以极大的热心投入湖南自治运动,把各省自决自治看做是拯救中国的唯一方法。他说:“胡适之先生有20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20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门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之外,一概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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