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以后，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毛泽东到主张暴力革命的毛泽东，其间经历了怎样由实践支撑的思想历程。
真正教会他认识枪杆子的，是蒋介石。一个1926年的“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一个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后来描述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毛泽东通过蒋介石对枪杆子的运用，真正看清了他的真面目。而从枪杆子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出路。
教会的又何止毛泽东一人。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陈独秀已经看出蒋介石利用北伐实现个人军事独裁的危险，当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问是帮助蒋还是削弱蒋时，也只有回答：“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
面对刀枪如林的蒋介石，手无寸铁的陈独秀认识到其野心也毫无办法，只有采取这种消极态度。
另一人是张太雷。他是中国共产党中较早认清蒋介石面貌的人。1923年随蒋访苏，他在代表团中就与蒋分歧很大，几乎天天争吵，弄得苏俄方面人人知晓。蒋对他恨之入骨，恨不得立即将其清出代表团了事。这样一个对蒋早有认识的人，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还要发表一篇《关于蒋介石同志对“要不要国民党”误会之解释》的自我辩白，回答蒋的质问。他说：“如果我真是说了‘国民党是排斥共产党党员’，我自己亦要骂‘这简直不知道是什么话！’非但我没有这样说，并且不会有这样的事。”并说，“介石同志是不会排斥CP的，大家都是知道的。”
今天的人已经很难领悟，张太雷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内心有多么的痛苦。没有实力又不得不仰仗实力，即使很早就认清其面孔，但直到屠刀举起之前，还要去赔着笑脸说“介石同志不会排斥CP”。
最终，张太雷牺牲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共产党人曾经就这样一忍再忍。对蒋的忍让，实际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四一二”政变不久，陈独秀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对这一如此明显的事实，连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也不得不被迫承认：“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
缺乏实力的共产党人，不掌握武装力量、没有枪杆子，即使有再深奥的理论修养，再犀利的政治判断，再庞大的民众组织，在一个只凭实力说话、谁力量大谁就嘴巴大、声音大的社会里，也难于成事。批判的武器永远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
所以有了1927年8月7日党的紧急会议，有了会上毛泽东激动的发言：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段话后来被总结为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知道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等于就知道了武装割据，知道了农村包围城市。
共产党人并非不喜欢城市。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原定目标是南下广东，二次北伐。
开辟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秋收起义，原定目标也是会攻长沙。
最先打出苏维埃旗帜的广州起义，则几乎一步不改地走十月革命城市武装暴动之路。
南昌起义队伍转战到广东，还未立足就被打散了。秋收起义队伍则连个浏阳县城也蹲不住就被迫后退。广州起义只搞了三天，范围没有超出广州城。
毛泽东最早将失败的起义队伍转向罗霄山脉。这是在黑暗中面对失败思索的结果。它不是神的选择。是踏踏实实的中国革命者面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立足于现实的选择。
是人的选择。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留他在中央工作他不肯，说是要去搞“土匪工作”。结果秋收起义队伍没有攻打长沙而上了井冈山，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提议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照办。消息传到根据地就变成了开除党籍，毛泽东很长时间连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
这些都没有阻止他在罗霄山脉扎根立足，建立农村根据地。
毛泽东的根基在井冈山，不在白区，更不在共产国际。不能设想他在大城市租界内外压低帽檐东躲西藏，更不能设想他像小学生一样端坐在共产国际会议厅里背诵冗长的决议。他属于那片实实在在的土地。只有在武装割据的中国农村中，他才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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