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的身影中，人们总看见博古。博古的错误里，最大的又是李德。
李德的另一个翻译伍修权回忆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国际只允许他有建议权。但他最后有了指示权、决定权。那不是共产国际的决定，而是中共中央的决定。
有人说，博古当时抓住李德，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话说得刻薄了一些。不懂军事向别人请教，无可非议，哪怕被请教者是个外国人。如果仅仅如此，也许中国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个人历史，会有另外一种写法。
起初的确局限于请教。但后来则想把自己的某些东西塞到里面。借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借共产国际的身份帮助自己压台，压人。于是李德变成了钟馗，用他来“打鬼”——威吓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红军独特战法的人。
首当其冲者自然是毛泽东。
当时的左倾中央，无一人想起要向苏区中自己的同志请教。
1929年，李德刚刚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林彪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战争实践；1932年春天，李德从军事学院毕业，江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军事路线已经完全形成。
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将领、自己的理论，偏要请来一个李德呢？
从地理气候上说，中国经常是东南暖湿气流与西北干寒气流的交汇地点。1931年这两股气流在上海碰撞得分外猛烈：新加坡生成的热带台风卷走了牛兰夫妇，西伯利亚南下的强劲气流却把奥托·布劳恩送到了中国。
历史链条的某些环节，总由一些既五光十色又啼笑皆非的怪圈组成。没有那个倒霉的共产国际信使在新加坡被捕，本已曲折艰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何用再添上一位李德。
要说命运的话，这是李德的命运，也是中共的命运。
二、彭德怀·蔡廷锴·宋美龄
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三遇其险。
一遇于彭德怀。
二遇于蔡廷锴。
三遇于宋美龄。
当时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回忆：
在福建叛变行动才发生的时候，江西的共匪，以彭德怀为指挥，发动了一次空前的大兵团钻隙远袭，围攻蒋委员长在江西临川的前进指挥所的冒险的战争。当时剿匪的部队，都分散在赣西南及赣东北，与匪军对峙，时有或大或小的战斗，在赣中临川（抚州）委员长前进指挥所附近，几乎没有成团的军队防守，只有不到一营或二营的警卫部队。因为是南昌委员长行营的中心地带，一般认为是安全的军事区域，想不到共匪竟能实行这样一次的奇袭作战，当时的情况，危急万分，如果共匪奇袭成功，整个大局就将面目全非，而两场战争都将无法进行、同时失败了。
……彭德怀以其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加上第三、第五集团军的大部，在很短时间内，绕道山岭昼伏夜行，衔枚疾走，一支十万人以上的匪军，竟在不知不觉中，出人意料之外，到达了江西中部的临川附近。他以一部部署在赣东北黎川方面，阻击我汤恩伯兵团救援。而以主力包围攻击临川委员长前进指挥所。指挥所设在临川第八中学，委员长这时正在那里指挥前线作战。有一天晚上，临川附近发生枪声，经过短期的侦察，便知道了共匪有很大的部队到达赣东北与赣中，抚州空虚，危急万状，南昌后方没有军队可以增援。幸赖蒋委员长指挥若定。沉着应战，一面命令赣东北的汤恩伯兵团攻击当面匪军主力，同时要他迅速派兵，到抚州附近增援解围。这时冷欣指挥的第四师、宋希濂指挥的第三十六师等约5个师兵力，都是能征惯战部队。他们接到命令，听到委员长指挥所被围的消息，都是英勇奋进，冒一切恶战苦斗的行动，以劣势的兵力和共匪作战，幸赖将士用命，他们竟把彭德怀的主力囊括住了，而且节节胜利。……经过不到一周之恶战苦斗，彭德怀部脱离战场，逃逸无踪，来如洪水猛兽，去若流水落花，这场战争，可谓有惊无险，胜得很轻松。
邓文仪所讲的是红军的浒湾、八角亭战斗。当时一定极为惊慌的邓文仪，连着搞错了几件事。红军进攻发生的时间并不在福建事变中，而在事变之前。彭德怀的兵力也不是十万，而是不足两万。蒋军以九十八师防守临川，以第四师、三十六师、八十五师参加战斗，兵力不但不处于“劣势”，且两倍于红军。
但邓文仪也说出一些真情。当年幸存下来的浒湾战斗参加者，也不知道后来被指责为李德式硬拼仗的浒湾战斗，竟然差点儿端掉了蒋介石的老巢。如果他们知道当年长途奔袭的红军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竟然挺进到距蒋介石设在临川第八中学的前进指挥所仅30公里的地段，那颗已经衰弱的心脏，也要突然间像年轻人一样怦然跳动几下的。
对红军来说，奔袭浒湾，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战役行动。但行动的目的不像邓文仪所述“围攻蒋委员长在江西临川的前进指挥所”。红军并不知道蒋介石在临川指挥作战。中革军委的设想是以红七军团深入抚州地区活动，牵动围攻苏区的南进之敌回援，然后运用主力一、三军团与回援之敌在运动中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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