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是以叙论、纪年、表、志、传五种体裁结合而成的综合体写的。这种体裁，是我对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经过长期探索，再三改变而成的一种史书体裁。纪传体创始于西汉司马迁史记。东汉班固继承史记体裁断代为史，撰成汉书。至唐初以纪传体修撰晋书、梁书、陈书、隋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八部前朝史，这种体裁已得到充分发展，而先出的编年体反退居次要地位。故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史部书以迁、固等书为正史，编年类次之」[一]，在实际应用上和社会影响上，后起的纪传体已经超过编年体之上。
司马迁史记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份。班固把记王侯封国的世家，归并列传内，又把书改称为志，分为本纪、表、志、列传四部份，遂成为纪传体的定型。纪传体用本纪记帝王的统治事绩，用表驾驭复杂繁颐的史事[一]，用志记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纪传体以人物为本位，宣扬帝王统治，宣扬将相功勋。历代封建王朝所修史书都用这种体裁，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为封建主义服务。
纪传体的方法，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类别区分」[二]四个字。它具有三项优点：第一、使大大小小的史事都有类可归，網罗了各方面的史事。第二、使史事从类别区分而安排得更加周密。刘知几所论「原隐必该，洪织靡失」[三]便是指这两项优点说的。第三、寻求方便，章学诚所论「类即事有迁从，而寻求便易」[一]，便是指这项优点说的。至于它的缺点，却有两项：第一、记事分散，读者难得其纲领，章学诚说：「大纲要领，观者茫然」[二]。第二、纪事重复互见，刘知几说：「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於高纪则云语在项傅，于项傅则云事具高纪」[三]。章学诚说：「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傅名篇，动逾百十，不特傅文互见，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四]。从方法来论，也是一种优劣互见的体裁。
二
我青壮年时，受资产阶级鄙视历史遗产思想的影响，以为要撰史就应该用西方新体裁，中国古代史书体裁旧酒囊装不了新酒，特别是对斥为帝王将相家谱的纪传体更持否定态度，从来不曾有用来撰太平天国史的打算。我用纪传体写太平天国史出自偶然的机缘。一九四四年，前广西通志馆要我写一部太平天国广西人物传。完成这个工作之后，我想：太平天国知名人物大半是广西人、把那些非广西籍的补上去、再添写天王本纪和幼天王本纪、那岂不就成为一部太平天国人物志，陈寿三国志的体裁不就是这样吗？我就照这个想法增添上去。再过两年，我请长假回家乡疗病，我又想，再添上表、志两部份，那岂不就成为一部用纪传体写的史书了吗？於是我又这样做，便写成了那部后来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稿出来。所以那部史稿是憑一时的兴会陆续添补而成的，并不是立意用纪傅体写的[一]，因此，我对它的优缺点还没有做过研究。
史稿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出版，五月再版。这年夏天，我在南京遇到许立君同志。他对我说，他过去认为纪传体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到他写武训批判时，要找宋景诗事绩，翻了许多部中国近代史书都找不到，后来在我那部史的会党起义表里找到了，他才知道纪传体也还是有用的。许立君同志是一位年青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这句话出自他的亲身体会，使我吃了一惊。
在史稿出版后的几年里，我因为到各地去协助举办太平天国纪念展览，调查太平天国遗迹，搜求太平天国文献和资料等等，接触到各方面的人们，了解到其中许多人，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和自然科学工作者，都曾在这部史稿里面各取所需。因此，我才正视我那部史稿，然后才开始对纪传体裁进行探索。
三
当我写史稿时，我是否定纪传体的。到这时侯，我已经学习到毛泽东同志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教道，对纪传体应该如何去对待得到了正确的认识。但是，怎样「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一]，「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二]呢？却还在艰苦探索中。
我从我国古代史学家刘知几和章学诚对纪传体的评论里，初步看出了它在方法上的优缺点。到一九五四年春，中华书局要再印那部史稿时，如何去改变纪传体的问题就摆在我面前。我针对着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的缺点去探索，认为可用「叙论」的体裁，写一卷综合的论述，加於卷端，既不打乱原来体系的完整，又可以达到补救缺点的目的。因此，我写了卷叙论，对太平天国的时代背景，革命运动的分期，革命的性质和成就，失败的原因，及封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等等，作综合的论述，使读者开卷即对太平天国史大纲要领，整然在目，得到了一个概括性的认识。这是我对纪传体所作的第一次改变。只因考虑到这种传了两千年的史书体裁，一旦改变，加上一卷叙论，恐怕会犯书蛇添足的错误，所以临发排时抽了出来，没有刊出。
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华书局又要再版那部史稿。我鼓起勇气，把那篇叙论加上去，使那部史稿由叙论、本纪、表、志、列传五部份组合而成。我在重印题记里，对这个改变，特地请求读者教正。
史稿增订本，於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出版，我送请范文澜同志指教。他看了，回信给我，对我这一种加叙论来改变纪传体「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缺点的作法，给以高度的评价说：「可以不朽矣」。范文澜同志的鼓励，使我增加信心，鞭策我向前作进一步的探索。随着不断的学习，使我对纪传体缺点的认识也得到逐步的深入。在一九五八年夏我开始撰写本书时，认识到本纪的体裁专记帝王一人的统治，其目的是要体现出封建君主制的统摄万方、纲纪后代的特徵，具有浓重的封建性[一]。我又认识到纪传体以人物为本位，偏於记述人物，突出了个人，就会掩蔽人民群众，使读者发生英雄创造历史的错觉，在全书各部份的比重上，必须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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