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罗尔纲同志治学具有这些品质，他做什么工作，就对什么工作取得成就。所以不但在太平天国的研究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在他初离开学校时，给人家编纂蒲松龄全集、参加桓世姻缘传的考证，二十多年后，一位东欧专家还到南京来向他请教蒲松龄问题。他青年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担任整理金石拓本的工作，所撰藝风堂金石文字目伪误举例和专著金石萃编校补四卷，使北京大学考古室多年塵封已满的一万八百多份精良拓本的珍贵价值为世所共知。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担任研究清代兵制史，写成了绿营兵志、湘军兵志、晚清兵志（分为淮军志、甲癸练兵志、陆军志、海军志、军事教育志、兵工厂志六部分）等专著。其已出版的绿营兵志、湘军兵志两书，日本、美国等国家学者给以高度的评价。美国的拉尔夫·尔·鲍威尔认为是「对充分了解晚清军事制度和权力结构的本质极其重要」的著作，并称罗尔纲同志为「中国军事历史家」。
四
罗尔纲同志是一位正直、谦逊、善良、忠厚、富情感、重友谊的学者。他艰苦创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却坚决辞谢馆长的名位。他回了北京。可是，当江苏省委要他回南京把纪念馆扩充为历史博物馆的时侯，那时他已经在做改写清代兵志的工作，每天又到北京医院做各种治疗，他闻命即行，回到南京去工作。到了一九六四年，他把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基础打好了，才回北京来。他在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期间，坚辞所有出版物上主编的署名，只在每本书上作一篇序言以示负责。给他的稿酬，他全部送馆里作福利费。馆里只好代存在银行里。一九六四年他回京后，馆里把存款汇来，他又立即从银行退回。他直到今天，一直在协助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一九七六年北京地震，他回到南京去，又日日夜夜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的编纂，与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从八百万字增编为一千二百万字，便是在这一年内编成的。一九七七年夏南京每单位要选劳动模范。在推举会上，一些年青同志要选他为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劳动模范。有一位同志笑说：「罗老是科学院人员啦！」说得大家都笑了。他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不计较名利，不畏任何艰难困苦，专心致志於太平天国史研究事业，「桃李无言，下自成蹊」，罗尔纲同志的学者风度，深深印在同志们心中。
罗尔纲同志青年时就患严重的神经衰弱。五十年代末，又得了高血压神经官能症状群病症。医生曾建义他作长期休养。可是，他藐视疾病，竖决与疾病作斗争，只要不是倒在床上，就在继续工作。他珍惜时间过於生命，孜孜不倦，数十年如一日，从来不曾去过名山胜水休假，长年布衣淡食，一双旧鞋，穿到鞋跟都烂掉了，还不肯丢去。罗尔纲同志克勤克俭，一至於此。但是，他在百忙中，却担任广西史学会顾问，北京、南京、广西三省市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的名誉会长或顾问，大力支持和扶植各地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和书刊出版物，亲切关怀和指道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工作和研究，毫不吝异地贡献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表现了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完全撤底为学术献身的精神。
我曾在广西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工作二十五年，早已拜读罗尔纲同志的许多著作和敬仰他的治学精神。我从事专业研究工作后，在学术和工作方面得到罗尔纲同志的教道和帮助甚多。有一段时间，我在各地报刊上，接连发表了数十篇文章，罗尔纲同志看见后，坦率地提醒我说，文章写多了，就不可能深入研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他看了我的论太平天国与土客问题等几篇文章后，认为是下了一些功夫了，便进而指道我写专著。当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我和鄒身城同志的论文集天国史事释论时，他欣然答应我们的要求，马上放下手头赶做的工作，为这本书写了序言，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和鞭策。当我正为行政工作和研究工作的矛盾而苦恼时，他又向我介绍了一些老一辈做领导工作和做学问的经验，鼓励我为党的事业多做贡献。罗尔纲同志在北京，我在南疆，云山远隔，但罗尔纲同志仿佛时常和我们在一起。经常指导我撰写论文，以及提供资料，修改习作，传授学风，……在工作中，对我们的学会活动、学术会义和编辑出版工作等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他曾经在短短的时间中给我写了几十封信。见面时又促膝纵谈，从学术研究以至他的生平和见闻，使我听行津津有味，不肯告辞，有时直到天亮。不少中青年史学工作者都是这样在罗尔纲同志的教道和帮助下进步成长的。现在承罗尔纲同志的邀约，要我作序，深感不能胜任。只是恭敬不如从命，就把写序作为学习和自勉的一种努力吧！罗尔纲同志已八十四岁高龄了。但他总觉得手头的事还没有做完，或者已的学问还有的要不断补充修改，越来越忙，老当益壮，仍然日以继夜奋笔疾书。在崎岖的小路上继续不断向新的科学高峰攀登！罗尔纲同志治学和为人的献身精神，将同他的学术贡献一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不断发扬光大。
邢凤麟
一九八五年十月五日于深圳市博物馆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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