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研究语言的早期（特别是英国）作者的问题，就在于他们试图支配语言；
“他们不是认真地考察，以求发现英语是什么，而是力图显示，根据他们的
规则，英语应当是什么。”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说，与此相反，“一个民族的
总的语言实践才是正确的规则，在为语言制定规则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
上，至少应当考虑一下这个实践。”他的标准，是“在语言本身的规律”中
找到的，或者说，是从“民族的总的语言实践”（韦伯斯特不厌其烦地反复
使用这个说法）中发现的。
韦伯斯特在《论文集》中指出，尊重民间语言习俗的民主做法，只有在
具有社会平等的国家里才有可能。他认为，要在英国推行大众惯用法（语言
的唯一真正净化物和活化物）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在那里，一个孤傲
和享有特权的贵放阶级，把自己的古怪言语方式抬到了凌驾一切的地步。
如果一切人地位平等，没有哪个特定的东西被认为是粗卑或荒谬的，那末每个人也就享有完全
的自由。但是，当某一些高高在上的人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是正确和优雅的标准，如果有谁
不遵从我们的榜样，就应当被视为粗鄙无知之徒”，他们就是在明目张胆地戏弄语言的规则和
公民的权利。但是，企图将一种标准强加于任何特定阶级的语言实践，是极其荒谬的。正如我
的一位朋友曾经指出的，这就像将一座灯塔建立在一个浮岛上。这是企图将本身变化的东西固
定起来；至少说来，只要假定一个地方的语言实践除了这一实践之外别无标准，即只有依据实
践本身来作标准，它就必然是不断变化的……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如果住在首都的少数几
个人的实践应当彼作为标准的话，有关它的知识就必须传播到全国。可是谁来做这项工作呢？
能干的编纂者也许想在一本词典里把情况说清，然而词的读音很可能即使在官廷里或舞台上也
不统一。编纂者因此不得不听从朋友们和赞助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他必然会受人反对，
他所规定的标准的权威性也必然会受到质疑；或者，他必须标出两种读音作为标准，这就使学
生像他一样地无所适从。在寻求最为满意的标准方面，这两种情况在英国事实上都已经发生；
当然，没有哪个人的标准是被普遍地遵循的。
因而，在语言问题上求助于贵族阶级的标准，只是要将一个地方的实践上升
为普遍准则这一通常错误的一个例子而已。
在韦伯斯特看来，在美洲大陆上存在着的各种读音差异，对于将美国人
的“普遍实践”作为全国性标准来说，全然不是什么障碍。在他的拼写读本
中，他声称自己只是表达了这种普遍的实践。他坚持说：“我并没有什么个
人的体系可以提供。必须把通常的语言习惯作为说话的规则，任何有违惯例
的东西就是错误的。一个州的方言和另一个州的方言是同样 滑稽可笑的；
哪一种都受地方语言习惯的支配，哪一种也来得到尽善尽美的判别标准的支
持。”美国语言的标准，只能设法从美国本身的空气中提取出来。
正如戴维·拉姆齐所著《美国革命史》（1791 年）一书的英国编辑所
指出，甚至在革命以前，美利坚的语言就已获得了它自己的标准。新大陆的
不带方言土语的语言，后来变得比西方人知道的任何语言都更加统一和普
遍。时光将会证明，当韦伯斯特力主“我们应当坚持自己的语言实践和总的
语言习惯”时，他是以先知的神秘声音在说话。我们正是由此而逐步地促成
了标准的美国语言，一种被克拉普称为“通过混和、妥协、模仿、改造，并
依靠变化着的人民在变化的环境中相互适应和适应新环境的各种方式，从而
在千百个不同的地方发展起来、并在继续发展的语言”。美国人将会对语言
立法和民间的语言习俗都表现出很大的热情。正如美国人对其他方面的法律
所表现的态度那样，他们将会把对立法的天真信念和对古老风俗和习惯法的
无限尊重结合起来。这种赋予我们的成文联邦宪法以巨大活力的对立物的神
奇统一，也赋予了我们的语言以巨大的活力。
正因为我们文化的其他部分都不如语言那样显而易见地是外来之物，语
言也就最能显露美国生活的独特之处。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在他 1828
年发表的《美国人的观念》中，总结了这方面的发展：
非常明显，伦敦的上层集团必然会给英格兰，乃至整个大英帝国的词语读音确立基准。这是因
为构成这个集团的所有的人物：其礼仪举止、出身门第、金钱财产和政治地位使他们备受赞誉；
普通人为了使入觉得自己也属于这个社会集团，就必须去模仿他们的一举一动，不论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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