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位置。他们不是修养有素的社会精英，而是一群试图移植和振兴母国体制
的实干家。
47．市场方式：费城
殖民地时期的费城，书本文化兼容并蓄，开阔自由，这在新英格兰人和
弗吉尼亚人看来，颇带一点异国风味。它那特殊的贵格会教徒的风气，也使
① 格拉布街（GrubStreet），十七世纪英国伦敦穷文人和雇佣文人聚居的 一条街道。——译者
之别具一格，在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难以担当美洲文化首府的角色。
描述这个“公谊会派”的大都会里所进行的输入、买卖、阅读和写作书籍的
种种活动，不是将我们领入恩主们的大客厅和浪漫派艺术家的小阁楼，也不
是领入文人学士谈天说地的聚会场所。它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医生、商人、
店主和工匠这样一些普通人的各种分散的日常活动。
以塞缨尔·约翰逊为首的伦敦文坛和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费城
学界，两者泾渭分明。它们的不同，十分鲜明地表明了书籍在古老文化和新
兴文化中所占据的不同地位。约翰逊博士致函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对这位恩
主的傲慢表示了极大的蔑视；这样的事，在费城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没有
人能想象，富兰克林会去寻求思主的庇护，在高贵的怕爵老爷的候客室里备
受冷遇，还要浪费时间去写信怒斥有意招募谄媚者的权贵所表现的轻慢无
礼。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以约翰逊为首的伦敦文学界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
“讲韬”小团体：在前者，频繁交往的有詹姆斯·博斯韦尔、乔舒亚·雷诺
兹爵士、埃德蒙·伯克、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戴维·加里克和爱德华·吉
本——这些人都是传统意义上名符其实的文学家；而“讲韬”这个小团体的
年轻而默默无闻的成员，则包括一个釉工、一个勘测员。一个细木工、一个
修鞋匠和几个印刷工。
奇怪的是，尽管费城贵格会派的教义——内省、对教条的不信任和强调
个人主义——使贵格会教徒毫不妥协，难以担当起管辖一个庞大的居民群体
的责任，同样的这些教义却使他们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十分讲求实际。基于
玄想的行事方式是难以预料的：贵格会教徒甚至拒绝与明火执仗的印第安人
打仗；可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却希望向迂腐的学究风气开战。威廉·佩
恩这样地告诫他的孩子们：
书有几本也就够了，但书要精选，还要熟读，不管是有关宗教的还是民俗的……读书太多只会
影响头脑的沉思和反省。在与人的交往和人的行为中来认识自己、了解自然，这是人的真正智
慧所在。人的精神能领略人的一切。更多的真知的见不是来自阅读，而是来自冷静的沉思和正
直的反省，因为过多的阅读，是对精神的压抑，会熄灭自然之光，世界上有如此多的饱学而糊
涂的学者，原因也就在于此。
按照英国那种宗教上极端拘谨和刻板的方式，新英格兰的清教让们要求人人
专心读书，而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却以同样的热忱，敦促同胞们注重经
验。新英格兰的苛刻教条很可能将人们的阅读趣味限制在建造人间天国的实
用目标，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则不那么注重圣书，而是较多地自省内心，
并注视其社会中居民的罪孽。如果说，他们的宗教教义并不鼓动他们学习，
但它至少也不阻止他们获取任何方面的学识。
贵格会教徒和请教徒不同，从不善于妥协。随着十八世纪岁月的推移，
他们才逐步表现出言行可以脱节这个稍逊一筹的美德，而表现最为突出的地
方，就是他们对待书籍的态度。威廉·佩恩告诫子女不要过多读书，但他却
有着相当可观的藏书；其他一些有影响的贵格会教徒也拥有“供消遣和实用”
的各种书籍。十八世纪早期殖民地的三大藏书室之一，就是属于贵格会教徒
詹姆斯·洛根的（另外两个分属科顿·马瑟和威廉·伯德）。洛根是威廉·佩
恩的秘书，后来成为保守派的领导人。在逝世前，他几乎担任过殖民地的任
何一个重要职位。洛根预料，当汉堡的书商接到他订购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
的订单时，一定会惊讶地“发现，一个美洲熊皮商竟有如此兴致去为这样的
书籍绞尽脑汁”。然而，洛根钟爱书籍，希望它们能陪伴他清闲地安度晚年。
费城的文化知识生活为思想活跃、思绪开阔的人们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
地。费城的居民不像新英格兰的居民那样受到正统观念的禁锢，不像弗吉尼
亚人那样拘泥于狭隘的实际和政治考虑，也不像伦敦人那样受到文人贵族阶
级欣赏情趣的支配。这些特点，使费城不能成为整个美洲的文化首府，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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