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经济制度。它通常是某一个在位的君主力扩大其领土、维护其荣誉或
者从敌国君主——可能是他的表兄弟——手中获取商业利益所作的努力。比
起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的宗教战争，它们的目的有限得多。
贵族书本文化的泛欧性提供了一种共同的思想观念，而从这一思想观念
中发展出了规定战争的正当理由和适当限制的专门著作。在这段时期的大部
分时间里，主要的手册是格劳秀斯的《论战争与和平的法律》（1625—1631
年出版），它为文明国家确立了权威性的“规则”。十八世纪后期，它为瓦
特尔的《国际法》（1758 年出版）所取代。该书虽作了某些变动，但仍认
为文明国家在战争与和平方面要受某些自然规则的束缚。
不幸的是，埋伏以待最早到来的移民的美洲印第安人，没有读过格劳秀
斯或瓦特尔的著作。他们既没有国际的贵族阶级，也不相信只在晴朗天气下
在开阔地带作战的有限战争的好处。他们有自己的武器和自己的作战方式，
即森林方式他们不习惯于对阵战，也不习惯于吹号下令的攻击。印第安人的
弓箭不像火绳枪，它没有声音，十发九中，甚至在雨天也能快速发射；战斧
是一种比十五英尺长的长矛更适用的武器。当印第安人抓住一个敌人时，他
们并不服从格劳秀斯的战争法规去用俘虏交换俘虏。相反，屠杀和拷打是他
们的法则。他们满不在乎地剥敌人的皮，或者用棒尖猛戳，使他流血而死。
十八世纪后期，约瑟夫·多德里奇牧师在西弗吉尼亚看到了这种野蛮的攻击：
印第安人杀人不加区别，一律格杀勿论。他们的目的是要把敌人斩尽杀绝。孩子是他们报复的
牺牲品，因为如果是男孩，今后他们会成为战士，而如果是女孩，她们会成为母亲。在他们看
来，甚至胎儿也是有罪的。让胎儿与被杀害的母亲一起死掉还不够，他们还把它从怀孕的子宫
里拉出来，放在棒上或竿上高高举起，作为战利品，也作为一种对屠杀中的余生者进行恐吓的
物品。如果印第安人抓住俘虏，那末他在处理上极少有所怜悯。他饶了那些落在他手中的人的
性命，是为了用折磨俘虏的办法，来满足他和他的同伴们的残忍的报复心。
北美的这种史实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冒险文学，即印第安人的俘虏的故
事，它详细叙述了普通移民及其妻儿们所受的苦难和英雄事迹。
印第安人是无处不在的。他们搞突然袭击，他们是出现于荒僻小屋的寂
静中的一种夜间的恐怖。科顿·马瑟回忆说，新英格兰移民觉得“到处都受
到无数活生主的魔鬼的袭击”，对他们来说印第安人是“许多‘出洞的狼’”。
沿海各殖民地的每一个地区都遭到血洗。1622 年弗吉尼亚居留地遭受惨重
伤亡，1644 年又一次被血洗，这在该殖民地从未彼人忘却。1678 年弗吉尼
亚的纳撒尼尔·培根叛乱说明，西部移民要求更多的帮助来对付印第安人。
我们已经知道，十八世纪中期印第安人的大屠杀是怎样使宾夕法尼亚贵格会
教徒的政府危机尖锐起来的。在十八世纪临近结束以前，这种恐怖感决定了
移民的军事政策。在整个殖民地时代经常出没于居留地边缘的印第安人的威
胁，到十九世纪开始后很久仍然是逐渐伸展中的西部的一大恐怖。1876 年
卡斯特将军的部队惨遭屠杀十年后，剩余的少量印第安人迁入了印第安人领
地或保留地，印第安人的威胁才告消除。
印第安人不是唯一的威胁。英国殖民地的某些地区断断续续地受到欧洲
列强——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入侵威胁。虽然至少从 1588 年西班牙
“无敌舰队”被击溃时起到拿破仑时代止，英国本土一直处于免受外敌入侵
的相对安全之中，可是弗吉尼亚的早期移民却经常胆战心惊，唯恐西班牙人
在佛罗里达的卡罗琳堡屠杀胡格诺派教徒的事件会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重
演。詹姆斯顿的早期移民不止一次发出警报，说西班牙船只正在驶入他们的
河流；他们不安地注视着每一艘驶近的船，怕它们带来入侵者。1643 年，
波士顿由于拉图尔乘坐的一艘一百四十吨的法国船驶近而惊慌不已，此后也
曾出现过多次使它有理由担心可能遭到一些欧洲国家军队进攻的情况。甚至
信奉和平主义的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也由于西班牙船只出现于该城的港
口而紧张起来。
这种威胁，迫使整个群体在危险时期群集而后。作为在印第安人袭击期
间的栖息所和避难所建筑起来的卫戍营房，成了美洲战争的无限性的一个象
征。印第安人即将袭击的警报一发，邻近居民便会收拾起他们最值钱的财物
集中到营房中去。在新英格兰，1676 年的菲利浦国王之战的战乱时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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