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看重教条、不让思想和经验之间的交流来指导自己的人难免失败。
贵格会教徒又至少以一种非常明确的教条修身立命，这种教条就是和平主
义。1650 年，乔治·福克斯在英国宁可下狱，也不为共和政体同查理·斯
图亚特作战。他在 1664 年的《记事录》中表述了贵格会教徒的这个经典立
场，它将是他们所有信念中最重要和最持久的信念：
正如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安详仪态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是平和的，追求所有人的和平、利益和
幸福。……我们是和平福音这一上帝权能的继承者。……基督说：“他的王国不在此世，如在，
他的仆人就会打仗。”因此他吩咐彼得：“将剑入鞘，因为持剑者必死于剑下。”圣人忍受一
切磨难的信念和耐心即在于此，他们懂得报复是上帝的事情，上帝自会报复伤害其子民、虐待
无辜者的人。因此我们不可复仇，只可以上帝之名忍受。基督从未有过失，他的教义是“互爱”，
凡信奉此教义者不伤害任何人。我们信奉此教义，我们信奉我们的灵魂我主基督。
但是，在英国复述这个教义不同于在美洲坚持这个教义。在英国，一个贵格
会教徒可能不得不为此下狱；而在美洲，这可能葬送教外人的生命。十八世
纪中叶以前一直统治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对于这个社会，特别是对于受
到心怀敌意的法国人和渴望剥取人头皮的印第安人威胁的边远地区移民拥有
生杀大权。贵格会教徒的殖民地在地理上所处的中心位置，他们所不得不应
付的一些印第安人集团（所谓六大部落和特拉华印第安人）的特殊重要性，
以及美利坚控制西部边境河流的绝对必要性，使贵格会教徒为宾夕法尼亚所
作的战争或和平的决定具有影响整个英帝国和世界政治的重要意义。
贵格会教徒发货，他们作为一个殖民地的统治者，并不象他们是个受迫
害的少数派时那样自由（例如，自由地做和平主义者）。1703 年 9 月 2 日，
詹姆斯·洛根从费城写信恳求在英国的威廉·佩恩说，“我希望汝能为我们
手无寸铁毫无防卫找到更多口实。我总是尽我所能地辩解，说我们是平和的
人，完全弃绝战争和战争精神，说我们只愿致力于捍卫上帝……我这么倾诉
衷肠，但这不会在英国政府中引起反应，对这里的统治方法的态度也一样。
他们的回答将会是：如果我们只丢掉自己的性命，那对王室来说算不了什么，
那是我们自作自受，但它还涉及其他人，如果敌人控制了这片土地，就将严
重影响英国的其他殖民地。”
在许多年里，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回避这个问题。他们注意使“副
总督”（在美洲代表领主掌握行政仅的人）由一个非贵格会派人士、即一个
其道德顾忌下会同政府的日常事务冲突的人担任。从殖民地建立到 1756 年
贵格会派放弃权力为止的十多名历任副总督中，只有一名（托马斯·劳埃德）
是贵格会教徒。这样在一段时期里，贵格会教徒能够执政，同时仍保持自己
良心的纯洁。
但是，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迟早不得不在两个泾渭分明的抉择中挑
选一种。百这两者是同样令人讨厌的。从理论上、而且仅仅从理论上说，有
第三种可能性：如果他们能把自己同英国和不断增加的非贵格会派人口隔绝
开来，他们或许能以其全部纯洁性从事他们的“神圣的实验”。但这是个虚
假的可能性，到十八世纪中叶，唯一的抉择是要么让步，要么退出政府。
在整个美国史中很难找出一个比贵格会教徒最终于 1756 年作出选择更
为错综复杂的故事。它涉及到许多互相冲突的派别和势力。和平主义问题不
可避免地同征税问题联结在一起，而没有什么比找理由不纳税更能激起道义
上的热情。宾夕法尼亚的政治冲突还涉及反对领主的斗争、爱尔兰入和德意
志人对英国人的故意、货币改革问题，以及长老会派和英国圣公会派反对贵
格会派的斗争。
不过从贵格会派的观点看，人们几乎找不出一个主题更加简单的故事。
根本问题是和平主义。如果贵格会教徒试图创造出一个试验其和平主义的环
境，那么他们最好莫过于创造宾夕法尼亚殖民地这一环境。十七和十八世纪
初，欧洲还没有普遍征兵制，贵格会教徒反对战争的原则不可能得到严格的
检验。在西欧所有国家，他们都是微弱的少数派，象乔治·福克斯在共和政
体时期遭受折磨这样著名的事件只能是寥寥无几。直到贵格会教徒在一个美
洲殖民地掌权，他们的问题才影响到整个社会。在这里，他们直接和反复地
面临要和平抑要战争的问题：这里有英国为其帝国进行的战争——他们在其
中既充当要塞，又充当一笔可观的赌注——又有抵御土人残酷攻击的自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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