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致，而只相信自己个人的判断。殖民地时期弗吉尼亚的选民拥有充分的权
力来制止议员的不负责任行为，但没有足够权力确保议员们唯命是从。这是
一种很难达到的平衡，但它同议会的效能有很大关系。在芒福特的《候选人》
一剧中，那位正直善良的伍德比小心翼翼地回避作出一切按人民愿望去办的
许诺，因为除非人民认为他比自己高明，就不会选他。这种伯克式的独立精
神后来产生了那件最著名的事例：1788 年，在为批准新的联邦宪法而召开
的弗吉尼亚代表大会上，至少有八名代表违背其选民意愿投票拥护新政府。
议员才能上的差异只是弗吉尼亚议会和现代国家立法机构在气氛上不同
的一部分原因，在争论《印花税法》的重要年代里，弗吉尼亚民众代表院审
议中那种严肃、明智、诚实的气氛和雄辩滔滔——杰斐逊当时还是一名大学
生，在会议厅的门外聆听了这场“杀气腾腾的”辩论——并非仅仅因为这些
议员们卓著非凡和问题之重大。这些议员并不满足于成为其选民反复无常的
奇想怪念的代言人。他们的发言针对同僚的意见，十分严肃认真，论点有时
甚为精妙。他们的辩论没有现代《国会记录》和地方议会记录里那种因插科
打浑而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的离题之谈。在那个时代，议员（至少在弗吉尼
亚是如此）仍然习惯于把较多时间花在议会的审议工作上，而不忙于去答复
选民来信、在议会诸委员会里制造“新闻”或为其忠诚的追随者谋差使。美
国的民间传说只不过略为夸张了一点：弗吉尼亚议会与现代国家的立法机构
相比，可谓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仙会。
议员们彼此交谈，没有人对华丽的词藻有多大的兴趣。除了帕特里克·亨
利等不多几个明显的例外，弗吉尼亚的议员们谈吐朴实，谈话形式随便；那
里对演讲能力不太看重，这在代议制政体时代是罕见的。在民众代表院——
其内部交往之密切今天凡是访问过威廉斯堡殖民地时代遗址的人都能感觉到
——这一小圈子中，以理服人最重要，而蛊惑人心的言论毫无用处。杰斐逊
不是一个雄辩家，这使他后来采取向国会致送年度咨文的形式而不是亲自发
表国情演说；华盛顿和麦 迪逊的口才也好不了多少。十八世纪民众代表院
里的头面人物——如理查德·布兰德、佩顿·伦道夫和约翰·罗宾逊等——
全都是蹩脚的演说家，民众代表院（同它的英国对应机构下议院一样），是
绅士们严肃讨论公共问题的排他性俱乐部。
弗吉尼亚是由富人治理的。凡是殷实富裕的家族，都有人在总督参事会。
民众代表院、县政府或其他统治机构里当官，殖民地的统治机构也没有一个
不是由富人控制的。据信这些人对社会重大经济政治问题，如烟草价格及其
生产成本、主要进口货的质量、必不可少的市场的布局，必要的船运性能、
主要道路的走向和最佳渡口的位置等等，无不了如指掌，而事实亦往往是如
此。
土地——耕种、抛荒和在子女中分摊的土地——是所有统治家族和弗吉
尼亚财富的基础。弗吉尼亚一片片辽阔的处女地在以后数十年中可望大大增
值，而分配这些土地的权力则操在政府、尤其是民众代表院和总督参事会手
里。
民众代表院对已垦殖的土地还拥有重要的日常处置权，而这类权力在英
国是由法院行使的。在英国，如果土地所有人继承了限定继承权的土地，而
他想把这些土地完全据为已有，那就要履行由机智的律师拟订出来的复杂的
法院例行手续。在弗吉尼亚可不是这样。那里的任何继承人要摆脱这种限制，
就必须以自己的名义从民众代表院获得关于这块土地的私权法令。1711 年
到 1774 年间，总共通过了一百二十五项这样的议案，其中将近四分之三是
为了保护一些主要家族成员的权益，如阿米斯特德家族、贝弗利家族、布拉
克斯顿家族、伯韦尔家族、卡特家族、丹德里奇家族、埃珀斯家族、佩奇家
族、泰兹韦尔家族、沃姆利家族、华盛顿家族和那茨家底所有这些家族，或
本人，或通过亲戚，在议会里有发言权，而议会则按照他们的吁请行事。议
会通过的这类有关私人权益的议案，对有财有势的种植园主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因为没有这些，他就不能自由地处置自己的土地、转移劳动力，或弃置
地力耗尽的田块以便进一步向西谋取土地。
更为重要的是，议会和总督参事会拥有控制西部宝库的权力，因为他们
掌握着打开这个宝库的立法钥匙。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秘密或隐私。在耗
竭地力的现行种植制下，加上烟草价格浮动和伦敦商人需求无度，即使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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