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参与学术论争。他如此反驳欧洲人对他的电学观点的批评：“争论容易使
人脾性乖张，干扰其平静。”他说，假如他的观察正确，那么它们将很容易
被别人的经验所证实；如不行，则应被屏弃。在 1786 年写给一位英国记者
的关于美国政治进展的报告中，他概要地表述了自己关于自明之理的信念。
“我认为我们已踏上正确的改良道路，因为我们正在进行试验。我并不反对
所有看来似乎是错误的东西，因为通过经验来引导大众，比通过对他们空发
议论来使他们避免错误，更能使他们获得教益。”这酷似杰斐逊的以下观点
（见他所写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序言稿）：“人们的观点与信念
并非取决于他们自由的意志，而是不由自主地遵循理智所面对的证据。”
欧洲自由思想的奠基者们宣称，在真理与谬误间的任何公开斗争中，真
理终将获胜。这不过是改头换面地宣称崇信哲学家，崇信开明博学者掌握论
辩体系的真理的神奇本领，崇信对哲学家发明符合天下万物实际样式和法则
的体系的能力。这也无非是另一种贵族式的信念，只不过此时的贵族是哲学
家和科学家而已。进步被等同于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所谓的“知识增长”：
天资聪颖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起着主导作用。即孔多塞侯爵写的《人类理性进
步的历史概观》（1795 年）一书经典地表述了法国人的看法，它把最深奥
莫测的哲学家——笛卡儿、牛顿和莱布尼茨——说成是解放人类思想之战中
的英雄人物。他们的经过改良的玄学已使人们能够打破君王和教士们几个世
纪来所建立的政治宗教囚笼。而这是“天才之辈，人类不朽恩主”的业绩。
这种解释对于美利坚是格格不入的。甚至认为人类不平等是历史的源泉
的约翰·亚当斯也因而愤愤不已。“多么遗憾呀，”亚当斯嘲讽地喊道，“这
些天才之辈竟然不能做全人类的君王和神父！”1811 年亚当斯又加以抨击：
法国的哲学家们过于鲁莽草率。他们精明、狡诈、自私、伪善，如同巴比伦、波斯、埃
及、印度、希腊、罗马、土耳其、德意志、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法兰西、西班牙、意大
利以及英格兰的政客和教士。他们并不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他们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资
源：结果连同他们的全部理论而遭致灭顶之灾。
我担心，哲学家们的草率莽撞己使人类状况获得改良和改善的进展阻滞了至少一百年。
公众的头脑日趋改进，知识增加，公众的心灵日趋向善，富于人性、公平和友善；封建
余孽、宗教裁判、拉肢刑架、种种酷刑以及黑奴制度行将消失，如此等等。但是，哲学家们必
须一下子臻于至善，他们比《木桶传奇》这种荒诞故事中的角色还要暴怒万分，如同租来礼服，
扯成碎片，一缕不留。他们己被迫诉诸拿破仑，而吉本自己则成了宗教裁判的鼓吹者。他们在
欧洲确立的是一种多么可亲和荣耀的平等、自由和博爱呀！
亚当斯不相信天才的冷酷要求，却偏爱较为缓慢节制地提高公众的思
想，这表达了美国人感情的底蕴。这就是华盛顿与拿破仑的差异，就是罗斯
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类阁楼出身的欧洲先知们的
区别。
在美洲，使人们获得解放的并不是以现代的哲学体系对抗古代的和错误
的哲学体系的机会，而是把所有哲学带入日常生活这一检验一切的现世舞台
的机会。任何哲学，无论如何神圣，都须经受这种检验。美国人轻视学术社
团间的大规模智力竞赛，轻视世界左岸的艺术家和预言家们的热烈论辩，却
看重市场的自由竞争。这种竞争在欧洲几尚无所闻，而其赤裸裸的美国形式
在那里或许从不为人所知。奥利佛·温戴尔·霍尔姆斯法官于 1919 年写道：
“对真理的最好考验，便是这种思想使自身在市场竞争中成为被接受的力
量。”他此言并非以单个哲学家的身份吁求哲学界同行们，而是从职业思想
家的角度向美国的人民大众发出的呼吁。
在十八世纪（若非更早的话），美利坚人的经历已经开始赋予我们的思
想以这种风格。富兰克林在 1740 年 7 月 24 日的《宾夕法尼亚报》上为辩护
出版自由而写道：“如果发表的东西堪称优良，人类便将从中受益；反之，
如果作品不好……那么它越是发表，其欠缺之处就越是暴露，作者无论为何
人，也必声誉日下。”同样如此，杰斐逊在敦促实现言论、出版与信仰自由
时的论点并非立足于期望人们思想得到现代哲学的启迪，而是立足于期望容
许每个头脑能对其独特的经验作出自由和直接的反应。他告诫说：“你自己
的理性是上天赋予你的唯一良知，你要负责的不是你的决定的正确性，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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