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询问。“然后格里德利先生将一个律师的业务与学识以及英国律师界的绅
士与其美洲同行作了比较：这个地方的律师必须研习习惯法、民法、自然法
和海事法，必须承担顾问、诉讼、代理、控告甚至公证的职责，因而在这里
从事律师职业的困难远甚于英国。”如亚当斯的业师所知，在十七、十八世
纪的英国，法律的业务是煞费心思地组织与划分的，这些区分反映了英国的
法律思想乃至社会偏见。
站在顶端的是“出庭律师”这一法律职业的贵族。他们组织成高等法院
附近历史悠久的伦敦“法学协会”，垄断了在这些法院从事律师事务的权利。
林肯协会、年殿协会、中殿协会以及格雷协会的“成员”自十五世纪左右起
即握有审定律师资格的权力，即授予作为辩护人出庭权利的权力。十七世纪
的英国内战使得律师学院的成员流散四方，并打断了他们的正式教育活动。
在十八世纪末以前，甚至关于必须在一段时期内住宿见习的规定也已流为空
谈。然而，这些法学协会仍保留着垄断权利。
但是，协会的这些绅士般的出庭律师仅提供了社会法律服务的一小部
分。日常法律需要是由至少其他两个独特的职业来满足的。“法律事务代理
人”虽未被授权出庭辩护，但其职能是代表当事人使法庭机器开始运转。他
们在其中从事律师业务的那些法庭的法官使他们享有垄断权利，每个法庭拥
有一定数量的代理人，他们不一定被授权在别处从事律师业务。法律行业的
另一分支（称为“诉状人”）是私人法律代办，他们未被授权参与高等法庭
辩论，也无权推动诉讼的进行，只是为当事人照料例行法律事宜。他们成分
庞杂，有些兼做代理人，有些却不是，而有些则活跃于大法官法庭。他们人
数激增，以服务于正在兴起的地主和商人阶级。十七世纪早期一位牢骚满腹
的出庭律师抱怨这些诉状人“象埃及的炸至，毁坏了整个日地”。还有在其
公证公司中准备所有必须加印鉴定的法律文件的公证人，以及专利代理人和
其他少数专业人员。
首要的是把出庭律师或“法律顾问”（只有他才是绅士，并因而是真正
的“职业”成员）同其他所有人区分开来的社会差异。英国法官 1614 年发
布指令说：“应当永远保留法律顾问与代理人，诉状人之间的区别。前者在
司法方面是仅次于皇家律师与法官的主要人物，而后者只是奉命代办者，地
位较低。”诉状人起初只是作为代办、仆从或管事，而代理人类似于手艺匠，
因为他们依靠向个人主顾收费为生。然而，法官却只是从出庭律师中选拔。
他们和手艺人或工匠不同，不领取“费用”，而是接受“酬谢”，这种“酬
谢”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不是通过法律程序可以征收的。
即便是英国制度最虔诚的赞颂者，不管如何努力也无法把所有这些微妙
差别移往大洋彼岸。在美洲，关于真正使人成为“绅士”的条件的不确定性，
抹煞了“高尚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的所有界限。既然美洲没有一个单一的
上诉诉讼中心，那么也就没有雄心勃勃的年轻律师和见习法官取得教益的场
所。殖民地高等法院分散成十三个不同分部，各有其略微不同的法律。那里
不存在律师们能巩固其垄断权益的美洲的伦敦。最重要的或许是在很长时间
里司法业务不多，以致无法维持如此众多的专业人员。
无论是什么原因，在十八世纪前，任何殖民地都没有发达的法律业务。
对于律师的古老的英国偏见在美洲获得了新的力量。尽管反对律师的事件在
英国偶有爆发（最早如 1450 年杰克·凯德起义，新近如十七世纪内战），
但律师并未被剥夺权力与特权；法学协会、公证公司和其他古老的同业公会
仍是他们的营垒。美洲一开始却没有这种垄断活动的营垒。在这里，法庭的
组织比较松散和带有临时性，甚至法官通常也缺乏法律学识方面的训练，因
而对律师的不信任成了一种惯例。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当美洲的商业需要有
个较为熟练的法律界时，这就已经注定学习法律者不会取得其在英国所占有
的那种上层阶级垄断地位。
各个殖民地新形成的统治集团宁愿维持一个原已形成的法律界也许已从
它们那里取得的特权。例如在弗吉尼亚，土地贵族自己做了大量法律工作而
不是去建立起一个新的殖民地的律师阶级。在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教士们
在请教的反律师偏见支持下，阻滞了一个训练有素和自知自觉的律师男的成
长：该殖民地所知最早的有关律师的规定（《自由权法典》第二十六条）禁
止任何人给自己的法庭代理人支付报酬。在纽约，商人与大地主也不愿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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