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宝藏，它足以满足青年自然探索者们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他们的发现必定会大大地丰
富医学科学……在这块土地所特有的林木杂草中，谁知道会有多少种植物具有特殊的功效呢？
美洲医生对博物学的重视，不仅受着新大陆无限机会的鼓舞，甚至也受
到欧洲古老的医学教条“植物外形特征论”的影响。这一教条可以用“以毒
攻毒”的格言来表述（奇怪的是，这一信条后来竟为接种疫苗法的运用所证
实），意思是发生某种疾病的地方和可望找到治疗办法的地方这两者之间，
必定存在着天意安排的巧合。到了十八世纪末期，有些科学家开始怀疑这种
笼统的说法，但它如此广泛地被人们相信，以致本杰明·史密斯·巴顿在《药
物标本的采集》（1801—1804 年）一书中，把下面的理论称为“老生常谈”，
“各个地区都有适于治愈当地特有疾病的药物……土法治疗所需的大部分药
物都可以在疾病流行地区的植物中找到。”人们因此普遍认为，治响尾蛇咬
伤的药物大概可以在响尾蛇出没的美洲原野发现。果然，美远志（俗称“响
尾蛇根”）证明正是这样的植物！宾夕法尼亚瑞典教会的教区长尼古拉斯·科
林牧师，一个小有成就的发明家和博物学家，因此不无根据地宣称：“慷慨
的造物主显奇迹，造就了与人的需要相应的万物……每个地区都有对付其自
然缺陷的土生药物。”即使在这一古老的教条淡化到只是一种假设或怀疑时，
它仍然鼓励着美洲疾病的研究者特别注意造物主安排于此地区的植物。
在美洲，受过训练的医生们对美洲地貌、气候和特有的动植物表现了一
种给人深刻印象并且富有成果的关注。所以如此，部分的原因当然是植物学
和医学作为欧洲学术的两个门类，历来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两者都不是特
别幸运）。那时候，除了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科学家们一般都是从接受医学
教育入手的。伟大的瑞典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就受过医学教育；植物园主管
赫尔曼·波尔哈夫作为莱顿大学的植物学和医学教授，支配了十八世纪初期
的欧洲医学学科。对于他的门徒来说，植物园是医学机构的基本设施。甚至
在十九世纪 初，纽约市培养内外科医师的学院仍然为教学目的而保留着植
物园。
美洲殖民地一些主要的博物学家都学过医学。有一些人，如约翰，巴特
兰姆和约翰·克莱顿，是靠自学的，但卡德瓦拉德·科尔登等人受过伦敦的
医学教育。本杰明·史密斯·巴顿，即美国第一部著名的植物学著作《植物
学概论》（1803 年）的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教授，就是从药物学步
入他的专科领域的。
尤其是在书籍和受过训练的专门人员都十分匮乏的南方，医生们——常
常是方圆数英里内仅有的有点科学知识的人——成了新植物的主要发现者，
亚历山大·加登博士（植物学中的“加登”属即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生涯，
就体现了美洲生活的机会、诱惑和限制。他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行医三
十年，发现了许多植物新品种和新属类，也许称得上是那个时代最有成就的
美洲植物学家，但即使是他，也从未写过一本重要的系统的著作。他最重要
的科学论述只见于他的书信。他于 1752 年持着爱丁堡的医学学位证书（他
对植物学的兴趣就是在爱丁堡大学的植物园里激发起来的）来到查尔斯顿，
此后不久便开始和包括林奈在内的欧洲自然学家们书信往来，并结识了科尔
登、克莱顿和巴特兰姆等美洲同行，同他们交换意见。虽然加登精力充沛，
想象力丰富，但他那分散的兴趣看来主要集中于欧洲的科学家们向他提出的
一些问题。他抱怨说：“在查尔斯顿，我们是最为忙碌、整日东奔西窜的一
群动物，而我们所做的事实在寥寥无儿，但外人看来我们一定做了不少事。
这种徒有形式的忙碌在各种人等中间都能看到，除非是那些乡绅，他们完全
无所事事，吃、喝、娱乐、吸烟和睡觉这五种活动构成了他们生活和存在的
实质。”林奈怂恿加登采集卡罗来纳的鱼类、爬行动物和昆虫标本，这使加
登的名字比任何其他美洲人更多地出现在林奈《自然体系》一书著名的第十
二版中。然而，加登始终不过是欧洲科学家们借以建立学说体系的原始资料
的忠实搜集者而已。
弗吉尼亚厄巴纳地方的约翰·米切尔博士也是在爱丁堡受的医学教育，
他宣称发现了二十五个植物新属类，这使他成为加登在发现新植物方面的竞
争者。他向皇家学会描述了奇特的美洲动物负鼠的生命周期和繁殖机制，还
研究了造成人种之间肤色差异的环境原因。第一张比较完善的英属与法属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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