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角度看，还是很值得冒接种的风险的。
波士顿这些统计数字的汇集是公共保健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是对这么一
种医学问题进行计量分析的最早尝试之一。它们后来证明具有重大意义，因
为不仅接种由此被确立为一种防病措施，而且为数学家（当然是欧洲的数学
家！）发展出“概率演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马瑟在接种方面的实际成就，比任何一个事实都更清楚他说明，天花最
后是能被征服的。同时，这打开了人们对其他疾病可治愈性的思路。道格拉
斯博士本人也来为美洲经验主义气氛的强大力量作证：到 1729 年至 1730 年
间波士顿发生了由爱尔兰传入的另一次天花流行时，他和他的大多数同行已
经相信，只要适当地控制，接种大有好处。他们也确实还为自己的病人施行
了接种，1755 年，道格拉斯宣布接种的危险只有百分之二至三，而且还可
进一步降低。他说：“我真有点莫名其妙，为何在我们的母国大不列颠至今
仍很少施行接种，尤其是考虑到在我们的殖民地或种植园，特别是在波士顿、
纽约、费城和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已经相当成功地施行了接种。”
波士顿试验的影响遍及各个殖民地。1738 年初，当一艘来自非洲的船
只将天花时疫带进地广人稀的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时，这里已有近三十年没有
受到天花袭击。詹姆斯·基尔帕特里克博士和他的同行们立即大规模地施行
接种。在当时大约有五千居民的查尔斯顿，一位医生估计，他一个人就亲手
为四百五十个人做了接种。在时疫逐渐乎息之前，约有一千人接受了接种。
根据基尔帕特里克博士的叙述，受接种者的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一，这与受
自然感染者的死亡率相比实在是微乎其微。在接种法被确立为美洲医学的一
种惯例的过程中，强烈的即使有些粗糙的经验主义倾向、对理论的漠视和对
效果的强调起了决定作用。人们经常运用基尔帕特里克的宣传小册子中这么
一种令人将信将疑的逻辑：“除了这个方法真正成功这一事实，没有任何东
西能使它沿用至今。”但是，他要医生们谨防“先天存在的浅薄和后天获致
的糊涂”，以免因此而闭眼不看明显的成效，这个告诫是很有道理的。美洲
的医学实践具有一种自觉的连续性；例如，基尔帕特里克仔细地提供了关于
1721 年波士顿天花流行期间早期的接种成功率的统计图表。但与此同时，
接种法似乎与人的常识抵触。基尔帕特里克说：“用投入疾病怀抱来防止疾
病这一新奇办法，一开始自然很少有受欢迎的可能。”而且，当公众和医主
们的恐惧又有英国那边的“权威观点”作依据时，它们就更不容易被克服。
几乎每一个殖民地都曾在某一段时间里禁止施行接种法，但这样的法律并未
坚持下去。到 1760 年，各殖民地已开始对施行接种作出具体的规定，而不
再是明令禁止：到 1775 年，至少在中部和南方的殖民地，法律只是旨在规
定合理的安全措施，防止由接种而引起的疾病蔓延。甚至在法律全面禁止接
种的新英格兰，禁令在天花流行时也哲停实施，以便接种得以进行。1774
年 9 月，当大陆会议在费城开会时，该城的医生同意在会议期间停止接种，
“因为参加会议的几位北方和南方代表据信尚未得过该病。”
独立战争初期，军队的流动使天花传遍了各个殖民地。按照美军总医务
官约翰·摩根博士的建议，乔治·华盛顿将军命令全军实施接种。接种在专
门为此目的设立的医院里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接种，大概是到那时为止的范
围最广泛的一次接种试验。当 1792 年天花再度侵袭波士顿时，它的二万居
民中已有近半数受过接种。
在殖民地时代结束之前，天花的威胁——直到将近 1800 年之前，还在
英国逐渐增长——在美洲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天花流行已不那么频
繁，也不再激起那样强烈的恐怖。美洲取得的实际成功还有着更大的意义：
它为大洋两岸对这种疾病开战的下一步行动作了思想准备。当爱德华·詹纳
在十八世纪末期作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种牛痘时，对于理论上的自
相矛盾之点感到害怕的人己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在詹纳作出发现和本杰明·沃
特豪斯向美国报刊读者报道这一发现（1799 年 3 月 12 日《哥伦比亚卫士报》）
后的十来年里，种痘在美国十分普遍。州政府开始对此提供补贴，国会则授
权联邦疫茵署以免忖邮资的方式向美国任何地方运送疫苗。
36．通科医主
在美洲仍处于殖民地时期的英国，”职业”一词可以确切地定义为“适
合于绅士”从事的行业。通常所说的“职业”是指”神职、法律和医学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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