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在专门阐述医生们的”不可靠性和矛盾性”的一章里，他把有学问的医
生为肺痨所开的相互矛盾的药方作为例证以阐明他们的随心所欲和异想天
开。马瑟解释说，“我们在这里不管医生们对这一疾病的原因是如何各执一
词、莫衷一是，（有谁在阅读道拉尤斯的大作后会不惊呼：这些占卜者们发
疯了！）我们只是看他们的治疗方法如何不同。”
马瑟切望能找到一种方法，来拯救新英格兰人民免遭天花的戕害。他在
1714 年的《伦敦皇家学会学报》上读到的一篇东西燃起了他心头的希望。
这是一位土耳其医生写的一封信，其中叙述了“接种”，即有意识地用天花
病人身上的脓液使一个健康的人感染，通常会产生程度轻微的天花，由此痊
愈的病人，从此对天花有了免疫力。于是马瑟挥笔给伦敦的一位医生写信说：
为何这种方法在英国竟然有如石沉大海，无人试验，也无人传杨？成千上万的人愿拿出成千上
万镑金钱，一劳永逸地驱除这可怕的疾病的危险和恐怖。我恳求您，先生，开始行动，拯救比
西德纳姆医生所拯救的还要多的生命。就我自己来说，要是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天花再度侵入我
们的城市，我将立即与医生们磋商，实施这个可望产生喜悦结果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有幸
得知您率先行动，那将使我们受到多大的鼓舞！
1721 年 4 月，马瑟终于得到了这个机会，当时一艘来自西印度群岛的
船只将天花时疫带进了波士顿。此后数十年中发生的事件，更加鲜明地对照
出医学发展机会在大西洋两岸是何等不同。也是在那一年，伦敦发生了不同
寻常的天花流行。从土耳其学得了接种方法的爱赶时髦的玛丽·沃特利·蒙
塔古夫人费尽口舌，总算说服国王乔治一世让他的两个孙女接种。尽管有王
室作榜样但响应者寥寥，整个伦敦只有二十余人零零星星分散地做了接种；
但在发生了两例死亡后，公众的反对趋于强烈，医学界则从中推波助澜，接
种试验在英国 便暂告中止。不久，接种又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恢复，接
种的人数也不少；然而，在任何一个社区，接种的人数都不足以得出结论，
肯定或否认接种技术作为一项公共保健措施的价值。伦敦是一个无计划扩展
中的城市，天花在这里始终存在，这儿不是进行试验的理想场所。直到 1752
年，当严重的天花时疫席卷伦敦，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时，接种
才有了较大的进展。而这个时候，美洲取得的成就（在英国已广为宣传）早
已成了旧闻。
美洲在防治天花方面的进展始于 1721 年 6 月初。当时，马瑟公开呼吁
波士顿的医生试行接种预防，以保护当地人民。他的呼吁激起了激烈的争论。
总的来说，博学的医生们——以该城唯一有医学学位的医生、脾气暴躁的威
廉·道格拉斯博士为首——反对进行试验。他们的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对医
术一窍不通的门外汉竟然对他们指手划脚，而要求他们采用的技术又是从“穆
罕默德的徒子徒孙们”那里搬来的。他们也确有实际的理由反对这样做，因
为当时的接种方法还很粗糙，实际上很可能扩散天花。但是，他们的反对主
要是以神学观点为依据的。他们说，接种“过于信赖人们所外加的、毫无根
据的图谋，而忽视了我们的护卫者所确定的正常的自然进程”，因而违背了
“上帝的旨意”。一份刚由詹姆斯·富兰克林在其弟本杰明·富兰克林帮助
下办起的报纸《新英格兰报》，遵循殖民地时期报纸的保守主义传统，也攻
击马瑟的耸人听闻的新花招。但是，许多牧师声援马瑟，要求给接种以正当
的试验机会。双方以感情冲动、语辞尖刻的小册子进行论战，马瑟本人就写
了六、七本这类小册子。公众舆论真正达到了爆炸的程度：十一月间，一枚
炸弹扔进了马瑟的寓所。
每个人都同意，天花的防治是一个事关公众的问题。尽管面临强烈的反
对，尽管面对城镇行政当局的禁令和天意报复的威胁，扎布迪尔·博伊斯顿
在马瑟及其教界追随者的支持下，设法在天花流行时期的波土顿做了一些接
种。接受接种的人数已足以提供有统计意义的证据，它表明接种可能引起的
死亡危险小于自然感染造成的危险。1722 年 3 月，在天花流行高峰过去后，
马瑟向在伦敦的皇家学会秘书长指出，在波士顿接受接种的近三百人中，仅
有五、六人死亡（而且这几个人有可能在接种前已自然感染天花），而在自
然地感染上天花的五千余人中，死亡者将近九百人。这就是说，人们因为在
普通的感染中得到天花而死亡的可能性，大约是经过接种后丧生者的九倍。
鉴于在时疫流行时大约有一半左右的波士顿人口得过天花，因而从整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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