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闻鼓下田，该管老人点闸（点名）；凡懒惰不下田者，许老人责决；若老人失职，农民因穷窘为非犯法到官，本乡老人有罪。平时，这位老人每月六次手持木铎，在乡间周游宣讲，劝农务本。为此，朱元璋还专门为他们的宣读颁发了统一的榜文，文曰：
今天下太平，百姓除粮差之外，别无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种桑、麻、枣、柿、棉花，每岁养蚕，所得丝绵，可供衣服，枣柿丰年可以卖钞，俭年可当粮食。里老常督，违者治罪。 由于皇帝注重生产，胡惟庸自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农业生产上，河北、山东大水消息传来，胡惟庸便密切注视灾害的发展，与智囊团反复商讨过救灾办法。现在朱元璋发问，胡惟庸自然能胸有成竹地滔滔不绝了：
“救灾之策有四：趁夏日季风，千帆海运辽东、山东，此其一；移重灾区民众入毗邻之重镇，如北平之西可移往大同，北平之南可移往涿州，山东黄河两岸可移向东昌、广丰，此其二；其三，倡导灾区自救
，其法是，抢种秋季作物，动员有储粮者于此时交纳夏粮，设立粥厂赈济难民，凡交夏粮者一升准两升，凡发放粥饭之大户，由地方官发给匾额以旌其德而彰其功；其四，令在山东临清练兵之大都督佥事沐英率士卒负粮救山东灾，令于河南练兵之中山侯汤和率士卒负粮救山东之西，令镇山西之大都督同知济宁侯顾时运山西粮入涿州。以上四策齐下，数百万灾民不难赈济。”
朱元璋听着听着，眉结渐渐展开，愁云慢慢散去，最后，他忍不住叫起好来，由衷地称胡惟庸为他的子房、孔明，要他把四个办法迅速付诸实施。 胡惟庸很少见朱元璋如此高兴，心中很是得意，如喝了醇酒一般，然而他却竭力控制着，不动声色地说道：
“海运之事，已请靖海侯吴祯集海舟四百艘于上海胡家港，请浙江平章政事集粮二十万石于海边，只待万岁下旨，便运往登州。移民就食与灾区自救二事，已知会地方官预为准备，只等万岁手騹；惟士卒运粮事涉军队，未请旨不敢自专。”
朱
元璋心中叹服胡惟庸的过人才干，竟在不声不响之中，把这样的大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便称赞了他几句：
“丞相非但有孔明的先见之智，而且有管仲的理财之能。” “万岁谬奖了，为臣不过是一面铜镜，借万岁的昊日而发光。若不是万岁在洪武元年下大力开掘了上海胡家港，从海口到漕泾掘千二百余丈，以通海船，四百艘海舟如何结集？”
朱元璋笑了，想当年开挖上海港时，反对意见何其激烈，骂劳民伤财者有之，骂好大喜功者有之，骂头脑发昏者更有之。当然，朝臣们骂的只是工部，工程计划的公开提出者，在当时却不知计划的真正制定者便是皇帝！
他忽然想到，登州到海尚有一段距离，若开一条河岂不大利于物资的转运？他向胡惟庸提出了这个想法。
胡惟庸立刻称赞这是一个好主意，他粗略匡算一下之后说，河道开挖后，每一年可节约下来的物资转载并人力搬运费，就高达近十万锭钞。
朱元璋一听有这么大的利益，立刻来了劲，要马
上调集民工，立刻进行这项工程。
胡惟庸却颇犹豫：山东刚遭灾，又上这么大的土木工程，百姓不咒骂朝廷昏庸吗？倘若惹出乱子，激成灾民之变，事情可就大了。缓修一两年，又有什么大妨碍呢？ 朱元璋见胡惟庸以沉默来表示反对，急了，大声问道：
“丞相是担心山东刚刚遭灾，无力完成这一工程吗？”
胡惟庸点了点头。
“没事。当差作工是农民分内的事。至于灾情，只在西部，东部未受波及，征调十来万人，趁这农事稍闲动手，在秋收之前即可峻工，一点也不会影响农事。”
“登州一带向来易遭飓风，民众都很穷困。赈济灾民，他每难免不受波及；若再要他每服这起劳役，只怕他每承受不起。”
朱元璋的脸色暗了下来，不悦地道：
“多大点事，他每就会承受不起？若缓修一年，十万锭钞就付之东流了。十万锭啊，需多少人劳苦一年！若他每果真穷困，还可以赈济他每哩。”
胡惟庸眼睛一亮：“可否以工代赈
？就说为救灾民，皇家要开掘河道，运送物资，皇家出钱请他每做工。”
“好主张！好主张！”朱元璋连声喝采，道：“如此一说，民工既感皇家恩德，又欲为灾民出力，定然拼死苦干，工程进展定会迅速。丞相，明日就下文登州，让地方官先调集民工。工部尚书薛祥明天就前去登州，察看地形，勘探河道。 丞相估计，需多少粮钞？”
“每个民工每月连吃食带工钱需二锭宝钞或二贯铜钱，若五万人干一月，就需十万锭。微臣未去过登州，不知那里距海多远，河道需挖多长，以此只能匡算大概。”
这就够了，开挖登州蓬莱阁河的事便定了下来。这使朱元璋十分满意，他又一次觉得胡惟庸是个不可或缺的干臣良弼。他觉得应向他显示一点恩义，便说道：
“丁玉内调之事，朕已定了。想他洪武四年修治广西兴安灵渠，溉田万顷，使广西大足，其功不小。朕拜他为中书右丞，与薛祥同知蓬莱阁河道事，前去登州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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