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仲海合上小本本，紧皱着眉头：“我的霍同志，咱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剥削阶级哩，咱只是剥夺他们的财产，让他们变成自食其力的人，让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
霍达东轻轻哼了一声：“仲海，你忘了二十多年前咱们搞农会时的事啦？那时就有人说我们搞过火啦，过头啦，是痞子运动。你还义正词严地批判那些人，如今你咋也变成缩头乌龟了？我看目前这么干好得很，毛主席说过，矫枉必须过正。地主老财欺压农民几百年，几千年了，现在咱把农民发动起来，才刚刚出了口恶气，就有人说三道四了。咱不管他，搞土改，农民是主角，农民要咋办就咋办！谁违背农民的意旨，谁就是右倾！”
李仲海眉头皱得更紧了：“达东，现在情况和二十多年前不一样哩，那时是反动派的天下，咱们把它搞得越乱越好，而现在搞土改是在咱们自己的根据地，在咱们解放区，要用和平方式，执行政策，这样才能巩固咱们的政权。你知道这过火的搞法带来啥恶果吗？”
“无非还是那套老掉牙的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挖坟灭祖。这话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霍达东依然漫不经心。
“只有这反动宣传就好喽，现在不少地方出现了还乡团，都是被咱们杀了的地主富农们在城里上学、经商和国民党军队里的娃儿和亲属，他们组织起来，专门袭击咱们的地方政权，只要是共产党员和解放军战士的家属，女的奸污，男的杀头。”
霍达东从炕上蹦起来，两眼一下子眯住，像猛虎一样咆哮着：“那我们也杀，把这些地主老财的狗崽子们全杀光！”
“你就知道杀！”
“杀咋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霍达东本能地想起毛主席的话。
“可我们也要讲政策和策略哩。我们的大部队都在前方和蒋介石的军队决战哩，因而后方必须稳固。本来一些青年学生也反对蒋介石独裁、国民党腐败，完全可以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可一听说父母被杀、姐妹被奸，就投靠到敌人那面去，反过来和咱们做对了，这不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吗？”
“咱有成千上万的农民，踩也把那几个不识时务、反动到底的狗崽子们踩死了！”霍达东依然固执己见。
李仲海也火了：“霍达东，你是老同志了，革命二十多年，咋还说这混话？告诉你，我说的话是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中央很快要召开会议，纠正土改中的极左错误。你要一意孤行，就真的要做一次检讨哩！”
霍达东愣住了。
果然，三个月以后，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了会议，严厉纠正了土改工作中极左的做法。不过，霍达东并没有做检讨，做检讨的是李仲海，他把一切错误都揽到自己身上，他不能再让霍达东背上一个处分了。若真是如此，霍达东可能再也不会被正式恢复工作。结果，是李仲海受到了降级的处罚。
霍达东得知情况后，找到李仲海，表示要向中央说明情况，好汉做事好汉当，他不能让李仲海替他背黑锅。
李仲海平静地笑笑：“这咋是黑锅呢？我确实有错误，没有及时贯彻中央的土改方针政策，你只是巡视员，我是主要负责人，当然是我做检讨。”
“可、可害得你被降了级哩。”霍达东难过地说。
“咱干革命又不是为了做官。”
“仲海，我知道你这全是为了我。日后，我霍达东必将厚报！”霍达东拉住了李仲海的手，恳切地握紧了。
“别说这话，谁让咱是从小一块耍大的伙伴，谁让咱是一块入党的同志，谁让咱是一块死里逃生的战友哩，咱现在都是党的人，以后党咋说咱就咋干就行了。”
李仲海绝不是在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在以后的生涯中，他确实是一直在听党的话，党咋说他就咋干，包括他最终将霍达东打入炼狱。以他的信念中，只要听了党的话，就绝不会吃亏。
霍达东是在西安市郊外的农舍中正式与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会见的。此时他终于被正式启用，任命为西北工作团团长，随西北野战军行动，准备接收Ａ省政权。他用了半个月时间，抽调了近三百名各级干部，短期培训了一下，然后就赶至彭德怀的住处，向他报到。
在延安时，他并不经常见到这个为人正直不阿、群众中口碑很好的军人，就是偶然在会议上碰面，也只是点点头而已。这次他被启用，据说是彭总说了话：“咱们边区政府原来有个财神爷，他到哪去了？我这次打下西北几个省，需要几个大管家哟，谁能把他给我找来，我给他作三个揖，磕三个头也没啥子。”
结果，霍达东还真的从一个有职无权的什么政策研究室被调到了西北工作团，并担任团长一职。
不过，这个未经证实的消息在十年之后被当成确凿证据，从而使他被划入了彭德怀的反党集团，尽管在彭德怀离开西北之后他就几乎再也没有与他见过面。
正是初夏时节，环绕农舍的柳树上许多知了在不停地鸣叫，一些男女军人走马灯一样出出进进。听说霍达东来了，彭德怀迎到了院子里，伸手握住了霍达东的手，哈哈笑着说：“请财神不易哟，听说何司令员没请到你，把你整了个够呛？我最反对整人，自己同志嘛，干啥子斗得像只乌眼鸡，你不来，我还是敬你为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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