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田荫客制是西晋经济制度中最富代表性的政策。虽然它在形式上规定了人们占有田地的上限和下限，希望能籍此达到限制私人兼并土地并保证国家赋税来源，事实上却没有相关措施保证这些做法的实行，因此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宗室兼并土地的现象依然严重，依附豪强的流民日渐增加，都为日后的动乱埋下了隐患。但无论如何，这段时间都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乱中难得的太平时期，在西晋之后，当中国再一次走向统一时，已经是三百年之后的隋朝了。
平吴之后，司马炎的作风也渐渐变了。当他执政之初，曾经厉行节俭，削减各地进贡，禁止乐舞百戏和游猎器具，甚至连宫中牵牛用的青丝绳断了，他也要下令用青麻代替青丝。但到了后期，随着政权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整个统治集团奢靡成风，再也无法控制，不单石崇、王恺这样的大臣竞相斗富，就连司马炎自己也改了当初勤俭的习惯，日子越过越荒唐。
那时司马炎经常要花很多时间去游乐、宴饮，对国家大事越来越不在意。平定东吴以后，他选了吴国的五千名宫女进宫，嫔妃实在太多，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去见哪一个，干脆就坐上用羊拉的小车在宫里转，停在哪儿算哪儿。有的人希望皇帝停在自己门前，就用盐水洒在门前的草地上，吸引羊儿停下。后来大家纷纷效仿，连羊都无所适从，不知道该停在哪儿了。
武帝后期，朝政握在了皇后的父亲杨骏以及杨骏的弟弟杨珧、杨济的手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权倾朝野，时人称他们为“三杨”，许多朝廷里的旧臣都被疏远、贬退，朝廷渐渐显现出破败的气象。也经常有人向晋武帝提出规劝，晋武帝虽然心里明白自己做得不对，却也已经形成了习惯，而且这些事情处理起来千头万绪，他感到懈怠，不愿意再去做努力了。
难以理清的矛盾
扫灭东吴是司马炎人生中的一个辉煌时刻。但当外患解除之后，各种各样的内部矛盾又摆在了他的面前。许多开国帝王在建立国家时，面对的天下是一片废墟，他们尽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尽情挥洒，草创制度，一砖一瓦地按照计划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而司马炎则不同，他面前是一个已经颇有基础的国家，名义上他是个开国皇帝，实际上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守成之君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朝中到处都是比他资格更老的元老和长辈，每一步举措都可能触动很多人的利益，引出数不清的麻烦和纷争。平吴之后，王濬和王浑两位功臣争功不下，司马炎封赏其中一方，就会引起另一方不满，最终皇帝也只能在他们之间疲于奔命，拼命消除来自双方的抱怨。在这种形势下，司马炎经常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只能时刻小心翼翼地维持各方面的关系，让它们不至于进一步恶化。
也正是因此，司马炎对于大臣们的建议总是显得很宽容，即使他们意见再激烈、态度再不客气也不怪罪。因为他明知道许多建议于国于民有利，却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付诸实施，也只能用和颜悦色的赞同来表示安抚了。就这样，虽然事出无奈，他却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对大臣劝谏最为宽容的皇帝之一。 尚书左仆射刘毅就是个直言敢谏的人。西晋时的人都很迷信吉兆福瑞，于是在司马炎受禅即位的当月里，全国就有六只凤凰、三条青龙、两条白龙和一头麒麟出现，成为改朝换代的祥瑞标志。在此后的一年里，各地又频繁出现祥瑞，算是对皇帝即位第一年的成绩的肯定。以后几年里，青龙、白龙又在各地的井里和湖泊里源源不断地出现，直到有一天连京城的武器库的井里都出现了龙，晋武帝亲自过去观看，觉得是难得的吉兆，忍不住喜形于色。众人正要向皇帝道喜，刘毅却泼冷水说：“当年有龙降落在夏朝，后来又在周朝出现，结果骊山烽火戏诸侯，周室从此衰微，可见有龙不一定是什么好事。”
又有一次，司马炎问刘毅：“如果把我和汉代的皇帝相比，我跟谁比较像一些？”
刘毅回答：“桓帝，灵帝。”
司马炎吃了一惊，怎么也想不到刘毅会认为自己与这两个皇帝属于同一类，很奇怪地问起原因，刘毅就说：
“桓帝和灵帝当政的时候就向外卖官，不过他们卖官的钱好歹还进了国库。可您现在把卖官的钱都收进自已腰包里，要是这么比起来，您还不如他们呢。”
司马炎没办法，只好大笑着自我解嘲说：“桓帝和灵帝的时候，可没有人敢向他们这么提意见。现在我有像你这么正直敢谏的大臣，说明还是比他们强一些。”
刘毅做官的时候，惩办起豪门权贵来毫不手软，就连皇太子奏乐进入宫门的行为违反了宫中的规定，他也毫无顾忌地向皇帝检举。有个姓羊的官员掌管皇帝的亲兵，他仗着自己曾经有恩于司马炎，多年来一直横行不法，刘毅就向武帝检举，认为应该把这个人判处死刑。武帝实在难以决定，就派司马攸悄悄去找刘毅求情，刘毅也只好答应放过。但这个人罪行太多，后来又被别人检举，武帝也没有办法，只能下令免职。但过了一阵，他又悄悄起用这个人，让他以平民的身份兼任职务。就这样，在皇帝的姑息之下，许多风气和不法之徒得不到惩治，社会风气和朝廷纲纪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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