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苏维埃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粮食人民委员瞿鲁巴也因为饥饿而晕倒了。
以如此贫弱的基础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其难度可想而知。何况在十月革命后的五年时间里，苏俄人民的第一项任务并不是建设,而是生存,是在国内叛乱和西方工业国的围剿中生存下来。
内忧外患中，苏维埃怎样力挽狂澜？
1918年9月2日，苏维埃中央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胜敌人”的呼吁，苏维埃政权选择了一切为了战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在农村征集全部余粮，甚至是部分口粮，在城市集中控制工业生产、流通和分配，实行总管理局体制，中央紧紧控制企业，依靠行政命令统一管理国民经济，企业没有自主权，中央管理局给企业制定指令性年计划、季计划，甚至月计划。
这一政策使苏俄形成一个整体，迅速走上战时轨道，每一分力量都投入战斗。当然，仅有这些还不够，“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
旧的沙俄军队已解散，苏维埃授权给托洛茨基，组建一支新的军队，它叫红军。
在1919年，有一本手册发给走上前线的每一个共产党员。手册中有一句在俄罗斯大地上广泛流传的话：“共产党员的称号要担负很多义务，但是只给他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
粮食人民委员（粮食部部长）瞿鲁巴被奉为共产党员的楷模，作为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他并没借此填饱自己的肚子。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莫斯科到喀山的铁路上产生了一个列宁称之为“伟大创举”的行动。这里的党员放弃休息，忍着饥饿，不要报酬，为支援前线义务劳动。这一举动迅速传遍俄罗斯大地，并成为俄罗斯人民的集体行动。
正是在这样无私的党员和坚忍的人民支持下，苏维埃政权在这场与全世界资本主义力量的作战中，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击退了各个国家的干涉和入侵，消灭了内部叛乱，保住了苏维埃政权。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帮助苏维埃集中所有力量打赢了战争。
战争胜利了，政权保住了。河山依旧，国家已然满目疮痍。
粮食产量只及战前一半，工业产值只有战前的13.8％，人民生活困苦不堪。
出现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是一个沉重的课题，一个类似于毛泽东所说的“进京赶考”的课题——怎样在一片瓦砾上创建一个具有崭新社会形态的强大国家？
历史没有答案，也“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历史要靠布尔什维克自己创造。
正如列宁所说：“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向前，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2、新经济政策并不改变工人国家的实况，然而却根本改变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形式。
1920年，战争结束了。苏俄人民开着缴获的英国坦克在俄罗斯大地上耕耘，他们希望铸剑为犁，在和平环境中建设新的生活。
从和平转向战争总是困难的,但是战争转向和平也不容易。因为战争改变了一切，甚至在人们的思维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战争打响之后，一切为了战争；战争胜利之后，一切准备下一次战争，这一思维定势成为此后苏联发展建设的内在逻辑。
战争中显现出的国家集中一切的威力，使苏维埃决定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包括列宁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这一方式可以让国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迅速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是，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无情地挫伤了人民的积极性，在战争结束一年后就给国家带来了一场“春天的危机”。
1921年春，全国发生饥荒，三千万人在挨饿。为反对无偿的粮食征收，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干脆提出建立不要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喀琅施塔得，这个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最坚强的堡垒，现在居然因为继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将枪口对准了布尔什维克。
面对苏俄的紧张气氛，特别是喀琅施塔得，这场所谓“穿着军衣的农民骚动”让列宁陷入思考，是什么将苏维埃的支持者推向了反面？
在画家弗·塞罗夫在1921年创作的一幅油画中，描写了真实发生过的场景。
列宁走进各地农民中，倾听，思考，在人民中间寻找答案。
一位农民说：“土地属于我们，面包却属于你们；水属于我们，鱼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
还有人说：“在实行余粮收集中，懒汉和勤劳的人都同样摊派，这太不公平了”，“要使农民看到好处”，“余粮收得太多。请给我们定个标准，要不，我们会把春播的种子都吃掉”，“怎样才能使人们看到好处呢？很简单：按百分比收集余粮”。
归根结底，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无偿征集农民的粮食，严重打击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人们不愿意生产多余的粮食，有的农民宁可将多余的粮食糟蹋了，也不愿接受无偿征集。
列宁亲自记录了农民们的意见，他对农民代表说：“我知道，当农民的一切都被拿走，而给他们的东西又是那么少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是何等艰难。我了解农民的生活，我热爱他们，我尊敬他们。我请求农民再稍微忍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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