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知识分子们具有强烈的反思精神，面对长期的农奴制和在痛苦中呻吟的人民，他们总是扪心自问：“谁之错？”
他们总是将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为自己不能给俄罗斯指出一条阳光大道而认为有负于人民，正如一位俄罗斯哲学家所说：“俄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他们的前辈，在民众面前总有一种负罪感，这种‘社会的忏悔’，当然不是对上帝，而是对‘民众’或‘无产者’。”
出于这种强烈的负罪情感和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俄国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被称为民粹派。很多出身豪门的知识分子放弃自己的财富，穿上最朴素的农民服装到乡间去发动农民，告诉他们沙皇制度是万恶之源，要彻底推翻。
但没想到，他们把农民们吓得不轻，对沙皇抱有传统式好感的农民认为这一切与沙皇无关，是那些贪婪的奸臣造成了自己的痛苦。于是农民们把知识分子抓起来送到官府，这场“到民间去”的运动失败了。
既然农民是愚昧的，那么就自己动手铲除俄罗斯身体上最大的毒瘤——沙皇。
这些文质彬彬的书生制造起了炸弹，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彼得堡、莫斯科，爆炸声和枪声时常响起，亚历山大二世和亚历山大三世先后被刺，知识分子们伤亡惨重，列宁的哥哥就因此被杀。但老沙皇被杀，新沙皇却因此更加残忍。一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些人中，就有列宁。
1905年，革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爆发了，但依然失败，人民血流成河。知识分子的负罪心理更加强烈，当时，大学生自杀人数迅速增加，1908年达237 起。
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思考并没有结束，1909年，布尔加科夫、别尔嘉耶夫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合作出版了《路标》文集。7位作者用手术刀一样锋利的思想解剖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灵魂，以近乎否定的态度历数俄国知识分子种种罪行。
俄罗斯知识分子就是如此的特别，他们的痛苦是真实而强烈的，完全不同于那种无病呻吟式的假清高，而是灵魂深处的苦行僧。
别尔嘉耶夫曾经在《俄罗斯思想》一书里强调：“俄罗斯知识分子是完全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的精神和社会之中的构成物，……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现象，它具有俄罗斯特点。”
而一位外国学者如此评价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他们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将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掌权者厮杀。”
对国家命运和前途的舍我其谁的忧虑，构成了俄罗斯心灵的内核。被称为“俄国第一个知识分子”的拉吉舍夫在他的名著《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宣称：“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
侧文12、冬宫门前的巨响
亚历山大二世因为解放农奴而被人称之为“解放者”，但就他内心而言他还是一个专制君主，解放行动本身不过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
正如他对德国大使俾斯麦所说：“皇冠给了我权力感，如果皇冠失去了，那将是我的人民和民族的灾难。”
当他觉得局势有所好转之后，就拒绝进一步改革，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保护俄国人民免于那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有害邪说的影响，这些邪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可能酿成社会灾难”。
他对内通过成立最高治安委员会来打击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力量，血腥镇压；对外依然念念不忘俄罗斯的雄图霸业，大举侵略中国，从中国夺走大约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随着“解放者”光环的暗淡，1879年8月，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判处亚历山大二世死刑。他们组成了专门的刺杀组织，认真进行训练和准备，进行了数次暗杀，前两次都失败了。
1881年3月1日，民意党人再次行动，这次的组织者是阿·伊·热里雅波夫和斯·拉·彼罗夫斯卡娅，后者是尼古拉一世的显臣拉·阿·彼罗夫斯基伯爵的女儿，也是亚历山大二世大臣维·阿·彼罗夫斯基伯爵的侄女。
当沙皇乘坐的马车从冬宫出来不久，早已埋伏好的民意党人扔出了第一颗炸弹，炸毁了亚历山大二世所乘的马车，但亚历山大二世本人安然无事。但这位君主表现出了军人的荣誉，他不听劝阻走下马车查看卫兵伤势，安慰他们。但此时，第二颗炸弹爆炸了，亚历山大二世和刺杀者都倒在血泊之中。
当天下午3点30分，沙皇死去，终年63岁。
侧文13：列宁之家
1870年4月22日，在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城的一座房屋里，一声啼哭响起，孩子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乌里扬诺夫给新生儿取名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这个名字也许不被今天的人们所熟知，那么，他有另一个名字——列宁。
列宁的父亲虽然出身平民，却一心向学，阿斯特拉罕中学校长曾经为他申请助学金，说他是“有天才的孩子”。可是督学的答复是，发助学金的目的“只是为了减轻官吏在教育子女方面的负担。而乌里扬诺夫属于平民阶层，把他列入领取助学金的名额之内……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他只能“自费”考入喀山大学物理数学系后，靠做家庭教师挣钱养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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