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陶士行孤零零一个人北渡，后来又孤零零一个人追随裴该，杀入关中，等到局势略微稳定一些，自然难免“寡人有疾”，即在驻大荔时，又择当地士人之女，纳了两房妾室。然而裴该想不到的是，以陶侃的年龄——本年论虚岁已六十整了——竟然还能使妾室有身，并且真的又生下了一个儿子来！
这老家伙体格还真好啊！我是不是也要学着他每天早上起来搬砖呢……
陶侃新诞之子，排行第十，起名为“胡奴”——这是因为儿子降生的时候，老爹正在率军抵御胡寇，因此才起了这么一个“恶名”。他若不提儿子之名，还则罢了，一提“胡奴”二字，裴该不禁恍然——敢情是那小子啊！
《世说新语》中记载过这个“陶胡奴”（陶范）的轶事，一则说袁宏做《东征赋》，却偏偏不提陶侃，胡奴就把他引诱到偏狭的小屋里，以白刃相加，逼他把老爹的事迹给添加进去；二则说王胡之困窘于东山，胡奴时为乌程令，派人送了一船米给他，王胡之坚决不受，说我要缺吃的就去问谢家要了，干嘛要你陶家的米啊？
这说明了陶氏寒门庶族，即便陶侃在东晋官至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诸军事，封长沙郡公，照样被袁、王等豪门瞧不起。不过历史已被改变，如今的世族排序、升降名次，都操于裴该之手，鄱阳陶位列第五十二名——其实本来想拉到三十名以内的，陶侃坚辞不受——也算是中上等门户了。即便一时难以服众，时间一长，自然习惯成自然，相信胡奴长大之后，不会再遭人白眼吧——起码遭不到琅琊王姓的白眼。
裴该因而问陶侃：“君诸子在南，无所展布，何不召入关中，受我幕府之职啊？”
陶侃推辞道：“犬子唯道真（陶瞻）勉强可用，然而见在周士达幕中，不便相召；余皆碌碌，怎敢滥竽充数，忝受大司马之禄呢？”
其实他原本是计划着叫一两个儿子北上的，目的不是为了出仕，也不是为了照顾自身起居，而是打算押给裴该做人质。裴该反复打散、整编各营，本是为了避免部属军阀化倾向，但无论甄随还是陶侃，因其时代的局限性，全都理解不了，还以为是大司马担心权柄下移，故而多疑多忌，信不过咱们……
陶侃初为王敦所排挤，被迫渡江之时，还颓丧地认定自己前途基本上算是完了，他可没想到，以徐、兖之兵，积聚短短数年之后，便可直取洛阳，克复中原。所以原本只想着在下邳内史的职务上随便呆两年，然后我就辞职回乡下老家去——终究五十多岁啦，去日无多，何必再辛苦奔波呢？
谁成想一口气就杀到了关中来，并且逐渐站稳了脚跟，裴该还授以重任，使为幕府司马，实统大司马后军。陶士行的雄心壮志，就此重又泛起，心说廉颇老尚能饭，王翦白发灭楚，赵充国年逾七十，尚能为国守边，我身子骨那么好，说不定还能有七八年甚至十来年可蹦跶呢；且就时局而论，我之事业，当在中原，估计短时间内是回不去老家了。
既然如此，不如召一二子前来，任质于大司马，使他可以放心吧。
原本是这么计划的，但还没来得及写信叫儿子，新妾便又诞育一子。陶侃心说妥了，我就把这个小儿子养在长安城中，充作人质，大司马乃可释疑也。
第十九章 老骥伏枥
陶侃的次子陶瞻，时在其岳丈周访军中，屯驻襄阳，把正牌荆州刺史王廙逼得只好躲去了新野。
本年正月，朝命下达，加周访南中郎将、梁州刺史，都督梁益军事，命其克日发兵，进取汉中；同时还命王敦率江、湘之卒溯江而上，攻伐益州，以为周访之策应。
周访便召女婿陶瞻，及二子周抚、周光前来商议。
周抚就说了：“此非朝廷之命，而是王处仲之计也！”
他说王敦谋图荆州已久，先是找藉口解除了陶士行的兵权，把他逼过长江去，继而又答应在剿灭杜曾之后，即任命父亲为荆州刺史，却临时变卦，改命王廙……
“王处仲欲逐我父子，而使王世将（王廙）全领荆州，其谋久矣。是故前讽阿爹往救宁州，计不得售，复上奏朝廷，欲我父子伐梁。自古以来，唯得巴蜀，可以顺江而下，威胁荆襄，岂有逆流而能成功者？此乱命绝不可受！”
陶瞻却道：“虽知是乱命，终非王处仲之命，而是朝廷诏旨，岂可坚拒啊？今当徐徐积聚粮草、兵器，以为敷衍。
“中原未靖，而朝廷却如王处仲所请，欲用武于巴蜀，不过是大司马方于关中御寇，唯恐巴贼趁机出祁山，掩袭其后，乃欲我军牵绊之罢了。我料关中战事，或胜或负，皆不可久，比及年中，必有确信，则不必再图巴蜀了。乃可拖延时日，到时候上奏朝廷，云军需不足、天时不利，不可遽伐巴贼，再以厚赂以遗当道诸公，则朝廷必寝伐蜀之议。”
周抚抚掌赞叹道：“道真所谋，甚是稳妥，阿爹可依计而行。”
周访一直低垂着头，沉吟不语，由得儿婿们商议，到这会儿才缓缓抬起头来，瞥了一眼陶瞻，语气平和地说道：“方才报至，大司马已于关中大破刘粲矣。”
陶瞻等闻言先是一愣，随即各自大喜，周光就说了：“如此，正好上奏朝廷，使罢前议。”
陶瞻说不妥——“朝命方颁，岂有朝令夕改之理啊？还当敷衍一二月，再上奏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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