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在军令部门曾担任主管情治业系的首长，与具有指挥兵团作战的资历。
（4 ）在国民党内，须位居国民党中央委员。
（5 ）确立“总司令”的产生，一律以“外调”为主，而不由内部将领循序而升。
以出任“总司令”的条件推断，“警总”权势之大，绝非偶然，以黄杰时代而言，他的确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在短短四年内，黄杰大量引用防卫总部的干员，以增进“警总”内部的强悍作风。他为了巴结蒋经国，时时借重政战势力，加强意识形态的办案基础。他也厉行“非国民党员”不得为“警总”干部的政策，使“警总”上下成员，在“政党认同”的情势下，对于不利“党国”的组织和个人，都视为敌人，加以监视或镇压。
黄杰的努力，终于使“警总”成为台湾最负盛名的情治机构，令人闻之而色变。
综观“警总”在黄杰时代办案“绩效”，雷震案的发生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据当年承办此案的台高级官员张某说： “1959 年9 月4 日，黄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强硬手腕逮捕雷震后，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竟不知悉此事。事后，陈诚严厉诘问黄杰说：‘处理重大案件，依行政权责区分，‘警总’为何不事先报院核定？’拒料，黄杰出示‘总统手谕’说：‘我循统帅系统，报请当局核备，而后奉最高统帅指令行事，无须事先报院核定’……”黄杰强悍的答复，令陈诚为之气恼。
由于黄杰处理雷震一事，手法干净利落，并主动为当局背了一世的“黑锅”，复以其肃清侧反案件，迭有绩效，颇见重于当局，从此官运亨通，政治地位扶摇直上，先后膺命要职，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国防部长”、国民党中常委，并晋升“一级上将”，其一身兼俱“党政军情”四大系统资历，可谓是黄埔将领的“异数”。
第三任“总司令”陈大庆：“警总”交替时代
黄杰之后，接任“警备总司令”的是陈大庆。他出身黄埔一期，一生的军旅生涯与情治工作有关。在大陆时代，他曾任京沪杭警备司令、淞沪警备司令，为汤恩伯的助手。1949 年，在上海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时，与蒋经国结为莫逆，成为蒋氏麾下的情治大将。国民党逃台后，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副主任（主任是蒋经国）。1953 年，出任“国安局副局长”。不久即升任“国家安全局长”。1962年11 月，出任“警总”第三任“总司令”。
陈大庆接掌“警总”后，可谓是“警总”“交替”时代的来临。因陈大庆以“情治”发迹，特别了解“情治”工作的特性。所以，他非常重视情报的搜集，同时，他对“警总”内部的人事安排、编列的改革、权力的行使、布建方式的改变等，均做了重大的调整，从此奠定“警总”对外行使职权的模式。
陈大庆任内，适逢台湾度过了危险的十年，政治、经济局面均面临起步的阶段，台湾一切尚属承平， 50 年代大整肃甫告结束，政治分歧分子于雷震案后个个噤若寒蝉；因此，陈大庆在其任内的工作重点，即是大肆修缮“牢房”、整顿职训总队的管理，并加强对内的钳制，将“警总”权力的触须广泛地伸入校园、学术界、文化界、娱乐界。
陈大庆为“隔绝中共对台的渗透”，他非常重视出入境管制的工作，他曾多次“上山下海”，到台湾各地海防、山防检查哨巡视，对于机场、港口的管制作业，均有详细的规划。
他藉行使职权之便，对校园、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娱乐界展开史无前例的“严厉控制”，使台湾的学术界从此进入了黑暗年代，使一般知识分子对政治视为可怕的“黑箱”。这期间，对徐复观的监视，对许倬云的管束，对“中研院”的钳制、对彭明敏看管等，均由陈大庆一手制造。尤其在“彭明敏事件”发生后，所受株连的学者不计其数。
在他“刀剑之下”的手段下，先后威迫殷海光、徐复观、许倬云、郭廷以、李万居等人的手段，至今仍令人难忘。尤其是在他默许下，“警总”的政战势力，涉足了民间政治和文人的活动，造成社会与台湾当局的怨隙逐渐加深，使台湾的外在形象与学术发展蒙受许多不利的伤害。追本溯源，这些怨隙的存在，固然国民党需要负责，但陈大庆也难辞其咎。
当陈大庆一手挑起“彭明敏事件”后，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故陈大庆为表示对“彭案”的负责，不得不去职，转任台湾“陆军总司令”，结束他长达20 多年的情治生涯。随后，他又接替黄杰先后出任台湾省主席、“国防部长”、并晋升“一级上将”，就任台湾“国防部长”未及一年溘然长逝。
第四任“总司令”刘玉章：“警总”萧规曹随时代
陈大庆之后，蒋介石拔擢忠贞战将刘玉章接掌“警总”。刘玉章，号称“刘光头”，出身黄埔四期，征战南北。他出任“总司令”，出乎许多将领的预料。一般认为，刘玉章所训练出来的52 军，虽称“情治军”，但刘玉章本人井非是“警备总司令”的适当人选。故而，刘玉章上台后，一切秉承陈大庆时代的“旧制”，使“警总”进入了“萧规曹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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