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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史_魏昌【完结】(37)

  晋、楚争霸,直接受到祸害的是处于中间地带的宋、郑等中小国家。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与广大臣民一样,也渴望和平,停止战争。第一次弭兵之会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公元前582年(楚共王九年,晋景公十八年)秋,晋、楚在激烈争夺的同时,已试探媾和。据《左传·成公九年》载,晋景公视察军府,面见楚俘钟仪(公元前584年被郑俘,郑献给晋),与他作了一番友好的交谈。范文子建议释放归楚,“使合晋、楚之成”。晋景公同意,“重为之礼,使归求成”。这年冬,楚共王也及时遣公子辰赴晋,“报钟仪之使,请修好、结成”。次年(公元前581年)春,晋景公又派大夫籴[艹/伐]聘楚,以“报大宰子商(公子辰)之使也”(《左传·成公十年》。)夏,晋伐郑而释郑成公回国,这也是在晋、楚媾和气氛中出现的举措。

  公元前580年(楚共王十一年,晋厉公元年),宋卿华元得知晋、楚两国使者互访,谋求媾和,就主动出来斡旋,促成晋、楚结盟。华元本人与晋正卿栾书、楚令尹子重皆有私交,就先后奔赴楚、晋,“合晋、楚之成”(《左传·成公十一年》。)其时,晋还谋求与秦结好,夹河而盟。经过华元的努力,公元前579年(楚共王十二年,晋厉公二年)五月,晋大夫士燮与楚公子罢、许偃达成协议,盟于宋西门之外,史称“宋西门之盟”(“华元弭兵”)。盟约说:“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甾(灾)危,救备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坠)其师,无克[月乍]国。”(《左传·成公十二年》。)盟成,卫、鲁、郑等国国君赴晋受命(《春秋·成公十二年》:“夏,公会晋侯、卫侯于琐泽。”琐泽,晋地。)同年秋,晋遣[谷阝]至聘楚,“且[氵位]盟”;冬,楚亦遣公子罢聘晋,“且[氵位]盟”,相互承认盟约。十二月,晋厉公和楚公子罢盟于赤棘(晋地)。宋西门之盟一时得到了贯彻执行。

  三、鄢陵之战

  宋西门之盟,只是晋、楚双方暂时缓解激烈争夺之举,并未带来真正的停兵与和平。晋国由于它后方面临狄人与秦的袭击,急需与楚作一妥协,然后转向打击狄、秦。秦自[肴殳]之役后,一直与晋不和。尽管晋主动求和修好,但往往一厢情愿,为秦所不顾。所以秦、晋矛盾始终很尖锐。就在晋、楚宋西门会盟之际,秦就鼓动白狄攻晋。盟后,晋腾出手来攻狄,败之于交刚(今山]西[阝显]县境)。晋为集中力量打击秦国,于盟后次年,即公元前578年(晋厉公三年,秦桓公二十七年)春,晋征师于诸侯,并会齐、宋、卫、鲁、郑、曹、邾、滕之君于京师(《春秋·成公十三年)。夏,晋遣吕相(魏相)赴秦,历数秦恶以绝秦,把责任推在秦国身上,以鼓动诸侯支持晋国,参与伐泰 。吕相的绝秦书,开后来檄文之先河(《左传·成公十三年》。)接着,晋厉公率晋国四军(中、上、下、新)与上述各国军队联合伐秦,败秦军于麻隧(秦地,今陕西泾阳北),然后渡泾河,进抵侯丽(今陕西礼泉东)而还。时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南),各国联军已深入到秦国腹地。曹宣公、成肃公(周大夫)皆卒于军中,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同上)。可见这次战争规模是很大的,秦所受到的损失也是很重的,以至一时不敢与晋抗衡。

  晋打击秦的目的得逞,势力更盛,中原诸国实为晋之属国。楚恪守盟约,未及时援秦,已使自己被动。公元前577年(楚共王十四年),郑恃晋势,公子喜(子罕)率军攻打楚之亲国许,为许所败。郑成公不甘失败,马上亲领军攻许,攻入外城,许被迫以叔申之封田向郑请和。

  郑如此欺凌许国,当然为楚难以容忍。所以楚国已考虑北上,打击郑国,与晋对抗。

  据《左传·成公十五年)载,公元前576年(楚共王十五年),楚将出军北伐,子囊(公子贞)说:“新与晋盟而背之,无乃不可乎?”子反说:“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楚共王支持子反的意见,遂率军伐郑,至暴隧(今河南原阳西)。接着又伐卫,至首止(今河南睢县东)。郑子罕反袭楚,取新石(楚邑,今河南叶县境)。晋中军帅栾书对楚意欲报复,韩献子反对。这年冬,晋士燮、齐高元咎、宋华元、卫孙林文、郑公子[鱼酋]、邾人会吴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稍北)。吴始参加中原诸国盟会。显然,晋与各国与吴相会,目的就是把予头指向楚国,特别是鼓动吴抗楚。许在此形势下,害怕郑国再次讨伐,就请求迁到楚国。楚共王同意,遂遣公子申“迁许于叶”(今河南叶县南)。许从此成为楚国附庸,其旧地为郑所有。

  楚与晋抗争,焦点仍在争郑、宋。故楚对郑除攻伐外,又采取求和的方针。伐郑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75年春,楚共王在武城(今河南南阳北)遣公子成赴郑,以汝阴之田(今河南郏县、叶县间)求和。郑获利,即叛晋,郑子驷与楚共王在武城结盟。楚对郑一打一拉,取得成功。同年夏,郑子罕领兵攻宋,先宋军败郑于[氵勺]陂(今河南商丘、宁陵间);继而宋军骄而不警,又为郑败于[氵勺]陵(今宁陵南)。郑背晋,又败宋,显然是楚北进的重大胜利,晋也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所以当郑伐宋不久,晋国君臣就准备兴师伐郑。《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侯将伐郑。范文子(士燮)曰:‘吾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唯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栾武子(栾书)曰:‘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必伐郑。’乃兴师。”晋一方面出动四军(上、中、下、新),一方面派人前往卫、齐、鲁乞师,参加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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