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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家族全传_朱小平+吴金良【完结】(172)

  “(一)1.国民政府主席为国家元首,不负实际的行政责任,等于内阁制国家之总统,任期两年,得连任一次。

  2.国民政府主席不兼其它公职。

  (二)1.废除中央政治会议之组织,设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之权力机关。

  2.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常务委员三人,于会议时轮流主席。

  (三)国民政府委员会设委员若干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均为当然委员。

  (四)行政院负责实际行政责任,等于责任内阁,对国民政府委员会负责。

  (五)立法、司法、监察,政试四院长对于国务,不与行政院长连带负责。

  (六)行政院长及行政院各部长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当然委员。

  (七)司法院为最高司法裁判机关,不另设最高法院,其司法行政税归行政院设部管理。

  (八)每年或两年由国民政府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一次,其组织另定之。

  (九)国民代表会议得选举立法,监察两院委员之半数。

  (十)行政院多部长之人选应采人才主义,不必限于国民党党员。

  (十一)关于国民政府主席、五院院长之人选资格,于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之。”在会议上,对关于召开国民党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问题在“在京粤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前题下,决定:“

  (一)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表示本党统一。

  (二)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第一次会议时处理之。

  (三)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方法。

  (四)由四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

  这个“改革案”的最可笑之处,就是公然表示要在南京和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届大会,并商定四届中央由160人组成,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一、二、三届中央委员除共产党人之外,全部参加。然后统一到南京开四届一中全会。一个大会分成两地召开,实是创下了中外政党的新纪录!可见当时国民党党内派系斗争之烈。

  而且,就是这样的决议,也是在双方争执不下,国内各阶层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的强大压力下才勉强做出的。双方争执的中心问题是:蒋介石要把持独裁大权不放,而汪清卫、孙科等人则一定要夺取其独裁大权而分享之。就在这些党国要员们为了各自的权益而争吵不休的同时,日军却在东三省肆无忌惮地频频烧杀抢掠。

  自1931年春季以来,日寇先后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企图挑起事端。随后,日军又大量向东北增兵,在沈阳街头公然大搞军事演习,其发动侵华战争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沈阳挖坟掘墓,盗窃北陵珍宝,并积极策划满洲独立。11月18日,博仪被日军由天津送至旅顺,阴谋利用他为傀儡,其后又占领了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逃往南京,马占山率部到松花江以北抗日。

  自“九·一八”以来,日寇的进犯逐步升级,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之下,东北全境尽丧敌手。张学良虽已集结兵力于山海关,要求打回东北去,但蒋介石仍不准抗日。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早已不可遏止。宁、粤双方不顾大敌当前,一味为争权争吵的恶劣态度更遭到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爱国青年组织决死队,要求政府发枪上前线。北平大中学校开大会时,有的嚼指血书,晕倒在地,学生哭声、喊声惊天震地。在青年中为救国无术,因激愤而气绝身亡者有之;自杀忧国者亦有之。全国学生抗日会、各工会请愿团,于11月6日到上海,向和平会议的代表们示威请愿。宁、粤代表推蔡元培、汪精卫接见请愿代表。请愿代表发言时声泪俱下,要求他们“于最短期间,团结一致,开诚宣布和平办法。”沈钧儒先生发言时严正指出,就连吴佩孚都耻于帝国主义的租界托庇保护,以此指责汪精卫等龟缩在帝国主义租界里讨价还价,而不以救国为当务之急。羞得汪精卫几乎无地自容。爱国群众的正义呼声,不能不对双方的会谈产生巨大影响。

  正当日寇在东北扩大侵略战火,国民党政府坚持卖国投降政策,各派间热衷搞政治分赃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根据地内部普遍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城北的叶坪,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六百余人,百分之九十为工农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选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刘少奇、任弼时、瞿秋白、王稼祥、彭德怀、贺龙、关向应、邓子恢、方志敏、张国焘等 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样,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工农民主共和国。

  在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浪潮冲击下,蒋介石处于相当困难的局面,这也是他之所以要求召开“和平会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以“抛弃分歧,联合救国”为旗号,要求全国“信任政府、整齐步伐”、“群集于国民政府之下”“一致听中央指挥”。一句话,他力主召开“和平会议”的初衷并非为了抗日,而是企图假借抗日之名,迫使全国各派政治力量俯首称臣,一致听命于他的“蒋记中央”,达到巩固其独裁统治地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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