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既要揽权独裁，又千方百计把“屎盆子”扣在政敌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号称“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竟在南京和广州分别举行了。
11月12日，南京国民党四大开幕，蒋介石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出路》的讲话。称“此次大会两个最重大的使命就是，～、团结内部。二、抵御外侮”。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自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到今天……本党……支离破碎，”使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堪命”的状态中。在如此混乱的时期，他要求党员们做到“讲团结、讲宽容”，“肯退让”“为了实现团结”，“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忍受。”
为了笼络人心，蒋介石在12日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把自己装扮成“宽容”、“忍让”的表率，“虔诚悔过”的楷模。其演说词中，多处大量引用孙中山的话，来教训别人要“精诚团结，来努力奋斗以完成革命使命”。大会还通过了“奖慰马占山及黑省将士案”，共四项：一、以大会名义电慰马占山及黑龙江驻军将士；二、由国府令张学良副司令就近速调大军驰援黑省，抗拒侵略；三、由国府克日电汇十万元犒军；四、请大会全体代表将每人应领之出席公费之一部或全部捐输犒军，交由大会汇黑省。自愿多捐者听便。蒋介石这样做只是为了清除不抵抗的骂名，会后并未调大军驰援黑龙江省抗日。蒋介石的表演果然收到了成效，有人认为他果真要悔过自新了，可以断续与他合作了。
但是，到11月23日的闭幕式时，蒋介石作《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闭幕词，他又换上另一副嘴脸，板起面孔训斥反对派“自己捣乱自己”。称让他下野的人是“扰乱秩序，破坏威信，增加困难”，是对党的“一种牵掣”。他提出了一个团结御侮的绝妙方策，即“要以无数的无名华盛顿”，来造成一个有名的华盛顿；“要以无数的无名岳武穆，来造成一个中华民国的岳武穆”。
反蒋派的国民党四大，于11月18日在广州召开。开幕的第一天即因争吵不休而被迫停会。
胡汉民在广州为调解各派纠纷，提出了两项方案：一、粤方应选出24名中央委员，按人数比例，应由赴沪的二百名代表中产生10名。广州先出14名。二、蒋介石如不下野，也要解除他的兵权，并在广州成立中央党部。
粤方接受了胡汉民的方案。但是12月3日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为了争当候选人，代表焦易堂借胡发难，仅对主席团，先是激烈地争吵，迅速变成了飞瓶子、掷板凳的武斗，大打出手，混战十多分钟不肯歇手，不少人头破血流，招来保安队进行强压，学生的请愿队伍又赶到了会场。这群口称“共赴国难”的大人物为避免在小人物面前丢丑，会场才安静下来。
汪精卫把从广州来沪的二百余人搜罗起来，加上在沪各方代表，决定单立门户，召开上海四大。原已分裂成两半的国民党四大，其中一半又一分为二了。12月3日，汪记四大以上海法租界大世界共和厅为会场开幕了，大会选出了十人为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二女士已接到会议的邀请，耻于与汪为伍，拒绝出席。
广州四大在胡汉民的维持下勉强结束，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十项政治主张。其核心问题仍然是要求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12月7日正式成立了胡记广州中央党部。
12月10日，孙科、陈友仁、罩振等从广州到达上海，向汪精卫转达了粤方的要求：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如到12月20日蒋介石还不下野，胡、汪两派中央委员就在上海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蒋介石在南京组成了中央临时委员会，电请粤方中委速到南京开一中全会，企图把胡、汪的“中央”都统一到他的中央里去。但粤方坚持要蒋介石下野。蒋介石感到自己处境维艰，硬顶恐怕不行。于是，他又一次“以退为进”，决定下野了。
蒋介石在下台之前为卷土重来，作了各种准备。
第一，调兵遣将，控制中枢。南京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人，从而保证宁、沪、粤三处中委合炉时，蒋派委员仍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十二月十五日，他主持了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改组了四个省的政府，从省主席、省府委员及各厅长都换上了蒋的亲信。经过此番布置，把京、江浙都置于蒋系的政治、军事实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的中央机构也在他的罗网之中，陈铭枢的十九路军虽然进驻宁、沪也无法摆脱蒋系武力的控制之中。
第二，给新政府设下财政陷阱。蒋介石暗中指使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宋子文拿走了财政部的重要档案，把部内科长以上的职员每人发薪三个月遣散。宋拖欠银行界一千万元债款，不作交待即离职赴沪。他到上海又与江浙财团串通一气，准备抵制新政府。
第三，蒋介石临下野前，积极活动召开“国难会议”，拼凑了14个人的筹委会，蒋介石这是要成立一个假民意机关，抢过一面抗日救国的旗帜，以便以在野身份，继续推行他的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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