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常常被称为汉奸的，我以后才知道是些民主人士或反蒋分子。我在任法租界组
长期间，我那组所监视的人大都是社会上知名之士，对他们不好加上汉奸帽子，只
好称之为"反革命"。
几年间没有间断过监视的人，如宋庆龄先生，这是蒋介石亲自指示要经常监视
的。当时我们只知道来先生是反对蒋介石与同情共产党和其他民主进步团体的，要
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利用她的地位来与政府为难。因此宋先生成为反动派的眼
中钉，可是特务们又不便直接去对付她，所以采用长期监视的办法，主要是看哪些
人与她有往来，可以对付的便由特务们去对付一下，不能对付的便报告上去。
一九三三年夏天，特务们在上海暗杀杨杏佛先生，这一方面是威吓宋先生，另
一方面是对接近宋先生的进步人士的打击，企图阻止进步人士和宋先生往来。法租
界组还奉戴笠指示，一定要设法派人打入宋先生住所。我便派了一名女特务先去和
宋家那个女佣人往来。这个女特务化装成附近住所的女佣人去和她勾搭，可是很快
就被发觉。因这个女特务办事不牢靠，在向宋家女佣人打听有关宋的情况时，被她
察觉了，没有几天就不再理这个女特务了。不过还有一点机会可利用，就是这个女
特务与她往来时，得知她刚与一个流氓丈夫离了婚，我便另派一男特务去勾引他。
这个男特务当时只二十多岁，与宋的女佣人年龄差不多，而且长相不错。不知道是
什么原因，他们虽然往来了一个多月，这个男特务也从来不去打听宋家的情形，最
后还是被她拒绝不愿再与他往来。
尽管特务们使出各种花招，但并没有生效，而蒋介石还是不肯罢休，仍叫长期
监视宋先生，每周要制成一份监视周报送到南京。上海区便指定两个特务分上下午
守在寓所附近，专门注意出人宋宅的人员，有些乘汽车来的人便将车号抄下来，认
识的人便记住姓名，并记录进出时间。蒋介石虽在百忙中仍不放松这件事，可是担
任监视的特务却因时间久了很疲沓，有时随便在周报上填上几个常去的人的姓名，
或是从邻居佣人方面打听到一点情况，便应付过去了。因为规定只在住宅附近监视，
不追随外出，所以了解的情况也很有限。特务们有时也打电话或写信对宋先生进行
一些侮辱与恐吓，而这些作法只是更增加了宋先生对反动派的仇恨和鄙视。
有次戴笠在杨杏佛被暗杀后问我，宋先生的态度变了没有？我说还是和过去一
样。他叫我好好研究一下对付她的办法。我考虑了很久，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向戴
笠报告。他仔细听了后，认为很好，并叫我作好准备，等他请示过蒋介石之后便立
即实行。
我当时的阴谋是准备用汽车去撞宋先生所乘的汽车，将她撞成重伤，这样就使
她不能再活动了。我仔细研究过，应当在租界内的马路上去搞这一阴谋活动。办法
是把我们自己的汽车前面档风玻璃换成不易破裂的保险玻璃（那时只听说德国生产
这种玻璃），驾驶的特务还穿上避弹护胸的背心防止自己负重伤。等宋先生乘车外
出时，特务开车跟在后面，遇到马路上开红灯宋的汽车停下后，便朝宋车尾部猛撞。
因为只有等她的车停稳，撞过去才有力量，可以撞伤车内的人；如在行进时撞去，
因被撞的车也是朝前走，即使撞上，也不容易使车内的人撞成重伤。戴笠虽认为这
一办法很好，可是叫谁去撞呢？我当时表示我愿去，他也很同意我去。因我的驾驶
技术较好，而且决不会泄漏出去，这是最稳妥可靠的了。隔了不久，我正在研究怎
样在撞车中自己头部。胸部及手和膝盖等处不会受到重伤，只等戴笠决定后就去执
行时，有次他来上海，我去催问何时执行？他苦笑了一下，说蒋介石虽认为这个办
法很好，可是顾虑万一撞死或伤势过重，宋美龄和宋子文会要吵闹。所以叫我还是
要作好准备，在没有他的命令之前决不准轻易去做。到抗日战争发生，这一阴谋计
划也就没有执行了。
其间，特务们还曾阴谋去破坏宋先生乘坐的汽车，戴笠知道了，也指示不准这
么做，而对写匿名信或打电话捣乱却不禁止。
一九三三年后，特务们曾对薛笃弼先生长期进行过监视侦察，原因是他辞去国
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的委员不干，到上海去当律师，这使得蒋介石大为忿恨。
加上他在日寇进犯榆关时，提出过举国一致团结抗日的主张，又与蒋介石的意志相
违背，更使蒋介石气愤。他去上海时受到上海实业界一些著名人士的欢迎，引起反
动派的注意，认为他辞官不干一定别有企图，将对反动派不利。特务们原来准备下
他的毒手，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是叫监视侦察。当时他的事务所设在爱多亚路一
座大厦的楼上，家住在金神父路金谷村，都在法租界，所以我这个小组便得经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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