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监视和侦察他的情况。特务们有时装作有事去找他，进步人士被逮捕时，更装成
这类人士的亲友请他义务帮助。每当薛先生慷慨答应或表示同情时，都是特务们最
好的情报材料，成为他不满政府的有力证据。
又如方鼎英先生在上海搞"抗日同盟会"时，也为蒋介石所不满，除派人监视
外，还派特务苏业光以同乡关系去侦察方先生的言行。还有黄炎培先生和他主持的
中华职业教育社，因地点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特务们便利用对面的法国公园
来进行监视。邹韬奋先生办的生活书店，自然也是监视侦察的对象。至于临时交下
来要监视的人更是多得不计其数，这里就不多举了。
当时监视工作是各组最大的负担，特务们几乎每个人都要监视几个对象。那时
每个组只有十多个基本特务，虽然每个特务可运用、利用的亲友都有不少，但同时
要监视这么多的人，还是不够用，所以对一般不太重要的监视对象，便不经常去监
视，而是隔些日子才去看看走了没有。蒋介石和戴笠虽很重视这一工作，并且常常
威吓人说"把他监视起来！"实际上这种监视收到的效果很少，作用也不大，只是
造成一种恐怖和使人感到厌恶而已。
当时特务们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监视，很不得力，经常遭到戴笠的责备。因
为共产党员警惕性很高，不像上面所讲的那些人满不在乎。我这个小组曾多次集中
力量到徐家汇孝友里和打浦桥去监视过几位共产党嫌疑人士，成果毫无，甚至连被
监视的对象何时搬走了都没弄清楚。戴笠曾亲自命令上海区逮捕中共上海地下领导
人陈X（以后听说为陈康将军），当时只知道是黄埔一期毕业，也找来了一张旧照片。
吴乃宪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亲自出马活动，结果连影子都没有见到过。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去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亚旅馆。上海区集中大
量特务去搞监视跟踪，戴笠还亲自布置指挥，虽然周每天都外出，结果始终没有发
现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工作的联络、凡是周恩来去过的戏院、商店、餐馆等处，以后
经过长久的调查研究，也毫无结果，气得戴笠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
"不中用的东西"，也无济于事。
抗战前，由于军统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把全部力量放在对付共产党和民主党派
与反蒋分子方面，因而对日本这个主要的真正敌人却一直未予注意。等到"七七事
变"以后，才手忙脚乱地来布置对日的工作，匆忙建立虹口、闸北潜伏组、吴淞组、
江湾组。这时由周伟龙继王新衡任区长，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布置，曾召集上
海基本特务和骨干分子十多人，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他的寓所开会。他首先提出要
马上在虹口日寇统治区内建立一个潜伏组，配备一部电台和十个左右的组员。周伟
龙当场提出了两个人去当组长，但这两人都表示身份早经暴露无法立足，不肯去。
当第三个提到我的时候，我认为我经常搞行动，不适宜搞潜伏。但是，还没等我开
口，戴笠马上同意，并勉励我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我
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开始着手找人，连一个到上海看我的哥哥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拉进去，
才凑成八个人。配的电台报务员裘声呼，倒很勇敢。当时周伟龙的化名叫任重，'
上海区的化名叫任致远，我的化名改为杜康。出发前我去请示戴笠，是不是还要同
时注意共产党，因为我在前几天都看到侦察大队用搜捕汉奸的名义在十六铺和浦东
逮捕了十多个共产党嫌疑关起来。当时虽然公开承认国共合作，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共产党的迫害，不过比过去秘密一点。这时戴笠答复我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发
现了还是应当做做这方面工作。虹口组建立不到一个月，便全部被日本人赶了出来。
我和裘声呼将一部小型电台装在一辆小孩手推车内，把他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一
同推着跑了出来。周伟龙再度要我去恢复，却怎样也进不去。这时整个虹口没有一
个特务在那里立得住足，这便是几年间集中力量反共反人民的结果，等到大敌当前，
对真正的民族敌人便一点都没有准备。
抗战时期军统特务在重庆的罪行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便率领他那个政府逃到重庆。这个被称为战时的陪都，
不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也是军统特务机关的局本部所在地。在抗战期间，
军统特务集中在重庆的最多时达两万多人，而外围分子和外勤特务"跑二排"（即
外勤特务所运用的助手）的，为数也在两万以上。他们整天在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
恶活动。
蒋介石设立军统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与镇压人民和排除异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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