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或共产党、毛主席等表达敬意；有的是受了国民党的迫害，请求伸冤作主。
这一类信件，大都是被扣留下来，有姓名地点的便送到军统局去处理，写信人轻则
被监视，重则被逮捕；没有地点的往往投到字纸篓中，逐日烧毁，永远不会送到周
恩来副主席手中。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去重庆时，各方面写信给毛主席的更多，能
到达毛主席手中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一二，其余的也同样是被这些特务销毁了。
在他们的登记表上，第二位便是许多民主人士。各方面写信给郭沫若先生的信
很多，也大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另外是些大学和文化界人士的信件，也是要进行
检查的。除了这些经常要去注意的重点外，军统局随时还交下一些应当注意的革命
人士或嫌疑分子的名单，对这些人的来往信件和电报更是每件必查，随时把查得的
内容向军统局报告。
他们对一些进步报刊实行查扣。如《新华日报》，向外地寄发时，并不是每天
都全部扣下来，而是看当天报上刊登的文章和报道的新闻是否对国民党太不利；一
般还能过得去的，并不扣留，因为天天都扣留，报馆会向邮局提出抗议，邮局也不
好办。
对于一般的平信，或不挂号的书刊，每个检查员都可随意扣下来，他们喜看的
杂志、书报，每个人的书架上总是挤得满满的。他们除了自己看，还有不少可以赠
送亲友，我在重庆的几年中，一直有这些东西大批送给我。
一九四四年，戴笠要征集十万册线装书，邮检所便把一些邮寄的线装书也用
"违禁书刊"的"帽子"给扣下来献给军统。有不少人因久久收不到这些东西，便
向邮局询问，邮局答复是被查扣了，弄得许多人大骂，邮局人员也只有苦笑一下。
当时邮电局本身对这些蛮不讲理的特务也莫可奈何，彼此经常闹摩擦。因为检查耽
误了时间，也妨碍了他们的工作。据我了解，当时邮局和电报局的许多工作人员，
在这方面曾费过不少苦心，尽过一些力量，却没有办法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
一九四三年以后，特检处又增设了重庆电话监听组。为了装置由中美所美帝供
给的器材，我曾带同一个专门搞电话窃听的美帝特务去重庆电话局所设总机的防空
洞去看过。这位专家视察以后，曾向戴笠提供了许多意见，都被采纳。从此，重庆
的许多被指定要注意的电话，也随时有人在窃听了。
这个电话窃听组的十多人都是女的，除由军统总务处的电话队调去了几个接线
员外，其余都是军统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戴笠对这些人的工作很重视，怕她们不
安心工作，曾叫我对她们生活福利方面多加照顾；对一些身体较弱的，都叫我发给
她们一些中美所美帝送给军统的多种维他命丸。我对她们的工作作过一些指示，勉
励她们努力完成任务，从电话中找出材料来。
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后，特检处长李肖白向戴笠提出请求，希望增加几部录音
机。因为窃听可疑的电话时，要用笔把双方谈话重点很好地记录下来，这些特务的
能力还不够，只能很简要地记下一点。戴笠便请求美帝帮助给军统十部录音器。以
后我因为事忙，录音器是否已运到不清楚，我只晓得梅乐斯是满口答应了的。当时
只要戴笠提出，是反共反人民所需要的东西，美帝方面总是很快地能够满足要求的。
邮电检查所对军统在重庆的特务活动，的确是作用很大，从他们每天送到军统
局去的许多材料当中，曾找出过不少线索。当时军统局交给重庆等地公开特务机关
去进行复查和侦察监视的案件中，不少是根据这些材料来的。稽查处逮捕的政治犯，
尽管在搜捕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是解到军统后，便拿出这些材料来作为审讯的
资料。
这个所有时也给军统局增添麻烦，使戴笠常常大发雷霆。如有次一个新去的特
务，好奇地偷拆了陈立夫的一封信件。因手脚不利落，陈收到信以后，发现有拆开
看过的痕迹，便向戴笠提出交涉。戴一查确系实情，只好跑去向陈赔礼，并把这个
检查员扣押了几个月。
对这些权贵们的信件，是不能随便去动的；可是不动也出过毛病，因为当时有
不少人痛恨他们，在没有办法出气时，便写封匿名信去骂个痛快。蒋介石的侍从室
便经常收到这类信件。其他如宋子文、孔祥熙之流，也时常有人写信痛骂。这个时
候他们除了要戴笠查明骂他们的人予以逮捕惩办外，他们的亲信们也常为此向戴笠
表示不满，认为这种信件为什么还能让它寄发。李肖白对我曾不止一次发牢骚说：
"大人物真难侍候，拆了他们的信要受处分，不看他们的信，挨了骂也得怪我们，
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特检处的另一工作重点是防谍。约在一九四零年前后，当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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