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法院后反供。因事关院长大人公馆发生窃案问题，法院不能不认真处理，以求讨
好院长。法院不便自己动刑，便发还原办单位复审。肖复权把这些翻供的窃犯重重
地痛打一顿之后，再送法院去时，果然不再翻供了。
在解放之前，治安机关对犯人施用肉刑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被认为是公开的
"官刑"。其实，在这些官刑以外，还有许多侦缉人员暗中采用的惨无人道的私刑。
一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权的侦缉人员，对那些被他们看来比普通人要低几等的盗
匪，就更可随心所欲爱怎么就怎么了。
抗战前我在上海时，抓到一个专门在京沪铁路上偷头等卧车旅客行李的惯盗。
他犯一次案，就使我们头痛一次。因为当时乘头等卧车的旅客，大都是南京政府的
达官贵人，这些人哪怕丢了一件小东西，都是小题大做非叫破案不可。我们抓到这
个人送往法院服刑几个月出狱后，他又重操旧业。有次我和我的助手陈金标第三次
抓到他（他在南翔火车站附近偷了国民党一个到上海度周末的中央委员的皮包），
我便和陈金标研究，这回不再送他到法院，也不带回机关，决定把他带到郊外好好
收拾他一下。
我们在一个小茶馆坐到天黑以后，才将他带到一处僻静的麦田边，他以为我们
要杀掉他，跪下去向我们求饶。陈金标便将他按倒在地，问他要死还是要活。他当
然要活，陈和我便向他提出，要活就不准他再吃这行饭。他答应了，以为没事，结
果是被我们用一把锋利的小刀将他的脚筋割断一根。当他痛晕过去时，我们才将手
铐解开，把他丢在那里。这个终身成为残废的人，我们以后虽然没有再看到过，可
是京沪路上偷头等卧车旅客行李的案子却仍是照样经常发生，并不因我们施用过这
种残暴的私刑而使达官贵人不再丢东西。
抗战期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在重庆马路上被人扒去钢笔不久，美国特务头子、
中美合作所参谋长贝乐利在胜利大厦门口也被人从裤袋里摸走了一个小皮夹。据他
自己说，这个小皮夹还是用链条拴在裤腰上的，这就更增添了这案的神秘色彩。戴
笠得到贝乐利的通知后，自然又大发脾气，认为给他丢了脸，不识相的扒手敢在他
主子身上动手，这还了得。当天晚上戴笠把我找去，写了一个限三天破案的手今，
叫我亲自送给侦缉大队长李连福。李接到这张手令，听到我谈出的情况，也和我一
样认为这是个手法很高明的外地来的老手干的，不易找到线索。
三天过去，抓到的嫌疑犯近百人，但仍毫无线索。戴笠一面打电话责骂李连福，
一面派我去侦缉大队催促。半个月以后，侦缉队员在一品场抓到一个重大嫌疑犯，
从这人身上抄出五张一百元的美钞，与贝乐利失去六张一百元的美钞相近。经一顿
严刑拷问之后，这人供出美钞是从另一个人手中购来。经我们辗转追查，最后总算
找到这个出售六张一百元美钞的人犯，并追出了他扔在水沟内的皮夹和戴笠赠送给
贝乐利的刻有中国名字的象牙图章等。李连福对这个窃贼恨得咬牙切齿，说一定要
叫他知道李某的狠处。
我听后曾私下问李，还有什么狠处？他告诉我，抗战前他在北平当侦缉队长时，
对这种惯窃有一套制服的办法。他说，在这些惯窃刑满释放以后，抓来处以私刑，
或不送交法院判刑即采用私刑来对付。李连福告诉我，这些私刑，轻的是把惯窃面
部用利刃划一道或两道伤口，愈后也无法遮掩，侦缉人员随时可以监督或逮捕他们；
重的是毁伤肢体，使之成为残废。我为了搜集这类资料，事后曾问他对偷窃贝乐利
皮夹的人是怎么处理的？他告诉我，是由他亲自带了两个人把这个窃犯的右手中指
和食指用石块把骨节砸碎，使他再不能吃这门饭了。因为当扒手的主要是靠这两个
指头才能偷窃，这两个指头残废以后，再有本领的惯窃也无法施展其伎俩。
这种残暴的私刑，当时各地都有。我曾问过在兰州当侦缉队长的许忠五（以后
当重庆侦缉大队长X知道他也曾把一些不人帮的外来惯窃抓到后，将耳朵上部或下部
削去一块以便辨别。陈志强在西安当侦缉队长时，还曾把一个专偷大官豪绅东西的
惯窃用石灰将其两眼弄瞎。贵阳侦缉队邱队长、昆明刑警队长周百先，也都是爱采
用私刑的，也曾把一些不听话的惯窃打成残废。这些人在向我谈到这种暴行时还非
常得意，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办法。但尽管如此，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达官权贵
的贵重物品还是经常被盗窃，井没有因为这些官刑、私刑而使人不再去铤而走险。
谋财害命，是人们深恶痛绝的罪行，无不要求绳之以法。但侦缉人员却每每利
用职权任意杀人取财。当他们抓到有些赃物很贵重的盗匪，为了私自吞没这些东西，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