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采用灭绝人性的办法把这些论罪不应死的盗匪私自杀害，而加上一个"持械拒
捕，当场格毙"，或"追捕误毙"的罪名，以了结案件。抗战前我在上海时，与上
海公安局侦缉总队长卢英和他的几个得力部下如董德明、沈文达、尤汉文、巫克忠、
李筱宝等常在一起，他们曾向我介绍过这种杀人的经验。军统特务虽然没有将这些
办法用在对待盗匪上面，却曾把学到的这些办法去杀害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和民主
人士（具体情况已写在《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一文中）。
旧社会的侦缉人员利用职权鱼肉人民，危害之大是非常惊人的。我从事这项兼
职前后十年多，见过的和听到的有关这些人的罪行真是数不胜数，现择要略述几件。
抗战前，我在上海认识法租界一个叫顾纪生的老侦探。他死后，因他外甥与养
子打官司争夺遗产，才知道他竟积蓄了四十多万元的资财。当报上公布这件事后，
许多人大吃一惊。这个月薪不到六十元的探目，二三十年中竟弄到这么多钱。
原来，他除了侦缉人员一般常用的包娼包赌包毒，以及坐地分赃和敲诈勒索等
办法搞钱外，还经常用栽赃诬陷弄得许多人倾家荡产。他养了一些盗贼，如看中某
家有钱人或商店，便先叫人拿些物美价廉的东西卖给这些人家，过几天他便把他养
的窃盗用手铐铐着，一直带到这些人家去取赃。这些人家或商店既然贪图小便宜买
了小偷的东西，侦缉人员一去自然能把这些东西找到。这样，他们便硬指这些人家
是收藏盗贼赃物的"窝主"。旧社会办案不讲是非，"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何况
有人证物证，更是有口难分。
顾纪生进行敲诈勒索，专门选择那些在上海社会关系少的人作为对象。例如法
大马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刚死不久，这个店的老板娘继续经营下去。顾便勾结一个
店伙，向顾所养的窃盗购进几次黑货。等一切部署好以后，顾便带人去搜查，将老
板娘抓走，最后弄得这个老板娘变成了神经病，他慢慢地把这个商店弄成了他的。
又如先前在外省当县长搜刮人民血汗，后来到上海当了寓公的一对老夫妇，在吕班
路底买了一座小洋房。顾利用这家人布置房屋时，叫人卖了些便宜东西给这个老头，
其中有一个小保险柜。顾便和法籍探长勾结，、将老头逮捕，硬说这个保险柜是他
从某处盗来的，内有多少贵重物品被其吞没，一定要赔出来才能释放。这个在上海
无亲无友的老头，最后被逼得把所有搜刮来的造孽钱全部被他们弄得干干净净，并
无可奈何地离开上海。顾依靠和法国租界捕房勾结，专干这类勾当，不到十年，便
拥有十多处房地产，以后便经营地皮生意。如果不是他的养子与外甥为争夺遗产闹
到法院去，这个内幕还不会公开出来。其实，在旧社会里，类似顾纪生这样凶狠毒
辣的人又何止一个。
至于侦缉人员蔑视人权，任意殴打无辜人民，对被他们认为是嫌疑犯的人随意
施加酷刑，更是被看成是"合法"的。我因长期兼任军统所办的特务训练班行动术
教官，为了讲行动术中刑讯这一课目，搜集过各种肉刑的资料。后来军统特务把许
多身体结实的"罪犯"当作试验品，进行种种实验，看一个人究竟能经受住多少种
刑，每一种刑可以在人体上施用多久。军统特务仔细观察并将情况详细纪录下来作
为教材。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比野兽都不如，野兽虽吃人但还不懂得折磨人。
我在重庆稽查处任副处长兼督察长时，有天去朝天门水上稽查所视察工作，看
到稽查员抓到一个被指为偷窃军米的所谓嫌疑犯。这是一个身体非常结实的码头搬
运工人，只在他口袋内搜出一些从地上扫起来的军米，按照一般情况也只是责骂一
顿或抽几个耳光，让他把拾到的军米归还便可了事。稽查员把他押上汽车带回稽查
处，便以彻底追查历来军米失窃的原因为名，叫几个专门行刑的稽查员对他进行刑
讯，我在旁边观察。稽查员先把他两手反背，将两个大拇指吊起来，使身体离地，
全身重量都悬在两个指头上。经过四个多小时，这人晕了过去，才用冷水将他浇醒。
这之后，侦缉人员继续使用了老虎凳、踩杠子等七八种酷刑，都-一作成记录。这
主要是作"实验"，不是在追查什么，所以任他乱叫乱供也还是一套又一套的施用
各种酷刑。后来看到他已着实经受不住了，才从他胡乱供出的一些情况中抓了三个
人，并继续用这三个人作了三天的实验，才结束这场暴行。
我当重庆侦缉大队长时，侦缉人员经常把许多小偷当作酷刑的实验品。军统特
务班的学生也拿这些人当作"活教材"，练习使用酷刑的方法和观察效果，以便将
来用到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身上。这些被用来作为实验的盗窃犯或嫌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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