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对查理辞职的反映是强烈的。教徒们都说：“宋查理重又崇拜起木偶来了。”为此查理专门写了一封信给《基督教倡导报》主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亲爱的里德兄：
北卡罗来纳州某些人士中盛传一则与我有关的毫无根据的谣言，我想借贵报一角说几句话，以正视听，不知您能否惠子刊登？我从一位友人的来信中得知，他所在的城市中有消息说我“重又恢复了崇拜偶像的异教习俗”。我写此信就是要指出，这种说法纯系无稽之谈。我自皈依本教以来，脑子中无论何时都从未产生过背弃我敬爱的救世主、重新崇拜无生命的木石之神的念头。一个人放弃水生去崇尚永死，那是愚蠢的行为。但是，这一无中生有的谣言的制造者可能会说，所罗门是有史以来世上最聪明的人，然而后来却崇拜偶像，为什么别的人就不会那样做呢？我的回答是：我不如所罗门那么聪明，也不像他那般愚蠢。但是，本人的确自认头脑尚称清醒，深知应竭尽全力为主效力，而且只要一息尚存，就将继续如此。我离开布道团的原因是它给我的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我以每月15美元左右的薪金无法养活我自已、我的妻子和孩子。我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我离开布道团并不意味我将停止宣扬基督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目前我同美国圣经协会来往，但我仍在从事与我们教会有关的布道工作。我在洛德、希尔兄弟和邦内尔公司里的教友们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离开布道团只是意味着，我现在是我们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的一名独立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是一位尽其所能为布道团工作而又不依赖美国国内的教会来维持生计的工作人员。我现在负责我们卫理公会的新教堂，那是由（美国）堪萨斯城穆尔兄捐赠的，是中国本国最好的一座教堂。我们这座教堂开设了一所很大的主日学校，配备着一批优秀的教师。我自已也在主日学校里负责着很好的一个班，该班里有青年男子，也有老人。我们非常喜欢“国际主日学校课程”。假如你们之中有谁在某个礼拜日上午偶然来访，我们一定会给予你们永生难忘的欢迎，并且让你们看到孩子们的日课背得多熟。我希望那些听说过我“重又恢复了崇拜偶像的异教习俗”的人能不吝费心读一下我的这封信，亲自看看我究竟站在哪里。我喜欢我的宗教信仰，并且希望我所有的朋友也喜欢他们自己的信仰。最后，朋友们，我对你们有一个请求那就是，首先，请为我祈祷，愿我能成为争取人们的心灵归向基督的有用工具；其次，请为布道团在这个愚昧国度的工作祈祷；第三，请向我主祈祷，祈求他派更多的劳动者到田间里来劳作，因为庄稼已经成熟，正等待着收割呢！
C·J·（查尔斯·琼斯·松）
1892年9月8日于中国上海
从这一天开始，查理·琼斯·宋又恢复了自己的中国姓氏，姓宋名嘉树，字耀如。
2．资助孙文革命
1892年宋耀如同美国卫理公会宣告决裂之后，可以说重新获得了自由，并成为当时第一个不受外国教会控制的中国牧师。他在自设的一座小教堂里继续布道，犹如一匹脱缰的骏马在布道的路上奔驰。很快他就得到了教友们的同情，而且还得到了来自美国的捐款。
1894年，宋耀如和孙中山相识了。当时孙中山刚刚给清廷重臣李鸿章写了一封信《上书李鸿章》，准备到天津亲自向李鸿章陈述自己救国的主张，途经上海时他和宋耀如相遇了。
孙中山和宋耀如第一次接触是在穆尔捐建的卫理公会教堂里，孙中山向宋耀如表示：“我不属于由各种教会组成的基督教而是属于革命者耶稣的基督教。”于是两个人谈得十分投契，以至后来成了挚友。孙、宋二人能够成为可共生死的挚友，原因是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广东人，讲同一种方言；而且都学过英语；两个人都是在国外接受的西方新式教育；而且都是基督教徒；都是亦农亦商的家庭出身；都曾想学医；都有远大的抱负。并且，两个人都能从对方的身上找到一种同类同源的自我形象。
当时，宋耀如对孙中山的天津之行不抱什么希望，但他尽力促成此举。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孙中山白白在天津等了许多天，李鸿章不仅不想接见孙中山，更没有兴趣考虑一位卑微的南中国农民出身的草药商所提出的在他看来并不得要领的社会改革建议。
无奈孙中山又回到了上海，寄居在宋耀如的家里。为了朋友宋耀如实践了自己在孙中山北上时的诺言，给了他很大帮助，并设法把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作为一篇论改革的文章发表在林乐知办的《教会新报》上。这应该是孙中山的革命观点的首次公诸于众。
在宋耀如的家里，在他的印刷所里，孙中山和宋耀如及其他人作着长时间的讨论。孙中山提出：社会改革绝无成功希望，现在应该按照秘密社团的样子组织一个新的政治团体，以便领头进行革命。
当时，经过紧张的筹划、准备以及串联等活动，“三合会”在全国各类社团已有近3500万名成员，这是一支革命的潜在力量，孙中山明确表示他要献身反清事业，并邀请宋耀如和他一起战斗。
就这样，宋耀如成为孙中山秘密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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