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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家族全传_张建平/李安【完结】(175)

  比如在重庆,从1941年7月开始,中央公务员及其家眷(以一家4口为限)每人每月可购平价米2斗。从第M年开始,公务人员的食粮免费定量供应。如31岁以上的每月发大米一担,26岁至30岁的发8斗,25岁以下的6斗。据统计,自1943年至1945年,免费发放的大米小麦及杂粮为6700万担,而且三年收购的田赋谷物却是1亿多担。剩余部分,则全为孔祥熙等官僚无偿或低价占有,或成为他们手中的投机商品,投放黑市后大发其财。

  孔祥熙的田赋改革由于是建立在对农民的剥夺的基础之上,所以收缴田赋在数量上有一定上升(抗战后期开始下降),但却使农业生产陷入日益萎缩的境地。

  首先,自耕农和贫农的生产再生产资金大半被田赋和重税所消耗。如《云南日报》曾对昆明附近各县进行调查,调查后在报上撰文说:近年来秋收后能够有余粮供一家半年食用的,每村不及一半,过年后还能有余粮供一家3个月食用的,每村更不过数户而已。

  更有甚者,乡村保甲的摊派使农民被迫将存粮出售,于是谷雨一过,连播种都成了问题,只得忍痛去借高利贷。

  金陵大学农学院后来也曾进行调查,1941年成都附近的几个县的粮食生产成本剧增,1941年比1940年增加1倍,比抗战前增加门倍。其中粮种、畜工及人工费涨幅最快。

  国民党内政部长周钟岳1941年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粮价固已大涨,但农民未得到好处盖收益全人于地主之手,地价愈高,自耕农愈少,大多数农民都被迫到农村高利贷手中借款。”

  其次是劳动力严重不足。由于国民党的兵役制度,使乡、镇及保甲长乱抓壮丁。甚至像土匪那样“绑票”,交了相当数量的财钱才能放回。但放了再抓,抓了又放,形成无休止的对农民的敲榨。从1937年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抓壮丁275万人,且几乎全是贫苦农民。

  兵役和抓丁的结果,造成农民劳动力枯竭,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抗战8年,前方对农产品需要的增加,本来应带动后方农业生产的增长,但实际情况是,在8年抗战中,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内,除1938、1939年两年丰收外,农业生产非但没有增长,反而一天天萎缩。如《农报》统计,1941年大后方比战前撂荒了842万亩耕地。1943年至1945年,四川省的冬季作物面积从6删q亩减少为5700万亩。

  抗战8年国民党统治区的农业生产全面萎缩,是国统区封建性的土地关系造成的后果。孔祥熙所进行的田赋改革,非但没有使这种土地关系减弱,反而使其加强了。广大农民在抗战中建立了伟大的功绩,在前方苦苦杀敌,在后方生产粮食,还要出重税养活那些贪官污吏,而他们自己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美国一位大学的教授在抗战期间来华考察,虽然在重庆他受到了国民党官方的热情接待,但在考察结束后仍用真实的笔向美国政府和人民介绍了国统区广大农民悲苦的生活状况。他说:“农民对政府的愤怒正在明显地回响在全国的乡村,在农村地区和民众中,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和影响力也许已经达到了最低点。”

  3.专卖--黔驴技穷之后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还着重抓了沿海工厂的内迁及专卖事业,积极为国民党战时经济体制增砖添瓦。

  抗战前期,通过一系列改革和建立战时的经济体制,使西南地区的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使整个大后方的工业有了较好的基础。

  所谓大后方,主要是指川、滇、黔、陕、甘、湘、桂七省。这些省基本上没被日军占领和骚扰,有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抗战全面爆发前,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如四川,当年仅有电力一家、水泥厂一家、面粉厂一家、造纸厂和机械制造厂各一家。其他省份就更少,有的一个省里竟没有一个像样的工厂。

  “七七”事变后,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要求下,蒋介石、孔祥熙和宋子文加快了向内地迁厂的步伐。1938年3月,蒋介石正式下令,拆迁沿海工厂到内地。而在1937年8月,上海的各工厂已开始向内地迁移。

  1938年6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拆迁武汉工厂。各工厂不论大小,凡对敌后军需民生有用者一律内迁。一时间,车轮滚滚,马达轰鸣,大大小小沿江而上的船舶,成为一条条车龙船龙,婉蜒在从武汉至重庆的长江水道及两侧。仅不到一年,上海、武汉两市就内迁工厂300余家。同进江苏、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郑州、许昌、太原等地也都迁出不少工厂。

  沿海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拆迁内地,极大推动了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如上海、汉口等地的电厂拆卸电器设备2.5万多千瓦入川;汉阳、大冶等炼钢设备运大渡河。这些内迁的机器设备运到内地后,或扩展革新了原有的厂矿,或新建了工厂。

  由于沿海工厂的大量内迁,许多立志报国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也纷纷涌入大后方。因此,抗战前期大后方工业呈发展趋势。

  1937年到1942年,大后方的工厂数目由200多家发展到1000多家,固定资产由2000多万元上升到10亿多元,扣除通货膨胀后仍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孔祥熙经常把这些挂在嘴边,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到处吹嘘。他在“四联总处”的会议上和接受记者采访时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大后方工业发展是行政院不懈努力的结果,言外之意就是他努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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