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蔼龄得知，戴笠正极力争取这个位置，并力图把缉私处纳人军统的范围。她急坏了，立刻打电话给正在开会的孔祥熙。
“赶快回家，有要紧的事。”
孔祥熙也不敢怠慢，知道一定是急事，当即跟秘书交待了一下就驱车赶回孔府。
宋蔼龄把戴笠想当缉私处长的事说了以后，孔祥熙果然气得咬牙切齿。
“这个坏蛋，上次就坏了我们令侃的事，现在还想来卡我们。”
“得赶快想个办法。”
“我会想办法的。”孔祥熙握紧了拳头说。
缉私处虽直接归侍从室，但因是政府部门的事，还要从行政院走一下手续。于是孔祥熙在行政院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根本没提戴笠的名字，而是推荐了一个姓杨的人。杨某在行政院是一个处长，是孔祥熙在上海时看中的一个青年人。
孔祥熙想，缉私处不管怎么说，在名义上还是属于行政院，不属于军统。我这个行政院长总不能一点作用都不起吧。
与此同时，宋蔼龄也积极活动，利用她的关系在国民党上层之间散布戴笠的摇言，说他走私贩毒、私设公堂、执法犯法等等。
然后没想到的是，孔祥熙的阴谋最后还是破产了。因为蒋介石已决心起用戴笠，做为对国民党原老派的牵制。其中也包括孔祥熙。因为戴笠毕竟年轻，和其他派系没有更多的瓜葛。
所以，蒋介石在孔祥熙送上的报告中，把杨某的名字删去，而加上了戴笠。
孔祥熙和戴笠虽然结了怨，但大面上还都过得去，只是每每在关键时刻却互相拆台。比如，戴笠当了缉私处长后，以缉私为名也大肆走私，发国难财和战争财。他还通过关系，把大后方的禁运物资运到沦陷区去卖。尝到甜头之后，戴笠又想把沦陷区东西运到大后方来卖。但从沦陷区返往大后方运送违禁物品需要财政部发通行证，孔祥熙当然不会把通行证发给戴笠。
戴笠知道壳卡在孔祥熙那里，就想了一个办法。一天，他派亲信把一封信带给孔祥熙。孔祥熙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张500万元的支票。孔祥熙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表面上多么有修养，无论在场面上多么讲原则，无论和谁有多深的冤仇，只要有钱，一切都可以抛弃，一切都可以化解。因为金钱就是他的上帝。
于是，孔祥熙破例为戴笠签发了一张通行证。于是戴笠的那批货--几十辆卡车的烟土，价值几千万元的走私货，就顺利地通过了路卡。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一家通过走私赚了多少钱，恐怕将永远是一个谜了。据美国一家报纸披露，孔家当时在美国的存款额达30亿美元。这在美国的巨富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对此孔祥熙当然矢口否认，但从孔祥熙后来移居美国的情况看，这种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才指使戴笠，用铁腕堵住这些漏洞。戴笠也才敢拿孔家开刀，着实给了孔祥熙和宋蔼龄一点颜色看看。不久，戴笠又把缉私处扩展为缉私署，把军统中的骨干派进去，将海关的权力缩减小得不能再小了。到了抗战后期，海关的职能仅限于征税补税，所有查缉走私的任务和查缉后的处理，包括走私物品的保管和处理，全由缉私署一手遮天。孔祥熙一点也插不上手。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孔家原来走私多么严重，以致连国民党上层人物都犯了红眼病，要成心和他作对。
3．敛财手段之三：吞并
孔祥熙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爆富，其所采取的另一个手段是赤裸裸地吞并，以强凌弱。
别看孔祥熙留过洋，自称是大户人家且娶的是中国最富有家庭的小姐，自己又身居高位主掌着国民党政府的财经大权，但一样犯红眼病。看谁的生意好，他就嫉妒不舒服。看什么行业能赚钱，他就想插手什么行业，哪怕是别人正在做的事，他也要想方设法抢过来变成自己的。
抗战期间，被孔祥熙和他下属的公司吞并挤垮的公司很多，而最典型的，要数他吞并民生和华西两大公司的事了。然而天公不做美，他的宏大理想后来只实现了一个。
孔祥熙首先想吞并民生公司是有原因的。
民生公司1925年成立于重庆，是专门在长江上承担航运的私人轮船企业，总经理卢作孚。
民生公司成立前，长江上游的航运一直是未被开发的处女地。虽然英国和法国等在长江中游的武汉设立了办事处，弄了几条船从事航运，但远远没有形成规模和批量。上海南京的一些航运公司，大都把目光盯在长江中下游水域平缓的地带，所以长江上游地区当年一直无人投入大量资金开发。
四川是天府之国，人川之陆路交通十分不便。当时四川又没有铁路，四川的大量物资运不出去，外地的物资运不进来，商品交换严重滞阻，当地经济发展亦受到很大影响。
正是看到了这些情况，当年的卢作孚决心投资开发长江上游地区的航运，从长江水面上打通人川的通道。他看好这个行业，认为前途无量。
而抗战的爆发，又给民生公司带来了新的发达机会，也证明了卢作革当年的远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向四川转移，大批沿海工厂、学校内迁，都需走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于是当时的民生公司成为承担大后方运输的主要运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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