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虽身为议和大臣，而清廷却无人主政，办理交涉，颇费周章，尤以德法意三国力主向山西进军最感棘手。由我对叶。李两氏说明山西教案之真相，而英美乃坚定立场，决定由联军要求清廷惩办祸首毓贤等，不再进军扰民。于是联军人攻山西计划，就因外交之折冲而作罢。
“联军方面的放弃山西，连李鸿章都觉得有些奇怪，他摸不清联军的态度何以会由强硬转为缓和了，就向各方面打听其中的原故。……吴挚甫（汝给）知道联军态度转变，其中有一部分是我的作用，所以就把这始末根由向合肥（李鸿章）说了。
“合肥那时已经七十有八岁了，凭他几十年办理外交的经验，知道折冲是很难办的一回事，这个刚刚走出茅庐的后生晚辈，居然可以片言解纷，化干戈为玉帛，替国家在外交上解决了重大的困难，使他非常警异，凭着他那喜欢‘奖掖后进’的脾气，立刻命吴挚甫……来找我，约去谈话，并且想要邀我出来‘参办教案’，给我一个‘帮办洋务’的名义。但是我因前时曾发誓不与西太后主持下的政府合作，同时觉得要为国家做事非求新知不可，所以就谢绝了李合肥的好意。
“后来我想起山西那几位被害的传教士，有两位是美国人，曾经托我把他们的信送回家去，我借着这个机会，何不到美国去一趟，而且顺便在美国读书深造呢？我把这个意思间接和李鸿章说了，李鸿章很表同意，……发给了我一个赴美的护照，动身的时候，李鸿章还电我国驻美公使伍秋府关照。这种殊荣，简直就不是我始料所及的了。”
据说，当时孔祥熙在太谷冒险援助教士，并在北京进言洋教士促成山西教案的解决之事不胜而走，很快传遍了潞河书院，师生们引以为荣。事后当他返回学校时，校园内竟组织了自发的欢迎活动。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位在太谷被孔祥熙救出的洋教士麦纳女医生，她是专来潞河学院搜集有关孔的资料的，并曾专程去过太谷考察孔氏家世。后来，麦纳以孔祥熙和与另一位也曾营救洋教士的潞河学生费起鹤的事情为题材，写成一部名为《华夏两英雄》的书在英国出版。
实际上，当时无论是孔祥熙与外国传教士的密秘接触，还是李鸿章与八国联军的公开议和，结果都是以牺牲中国人民利益为代价，来换得外国侵略者的满足和清朝反动统治的苟延残喘。同时，必然会出现这样一幅凄凉的画面：一方面是爱国志士被屠杀示众，另一方面则是传教士又卷土重来耀武扬威。此真所谓“反帝爱国有罪，侵略卖国有功”啊！
6．所谓“谋刺西太后”的一段小插曲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爱国反帝运动，就这样被卖国的清政府和穷凶极恶的八国联军镇压下去了。1901年9月7日，清政府特命奕勋和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同德、俄、英、法、美、意、日、奥共8个出兵人侵国家以及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3个未直接出兵的国家共同签订了又一个极不平等的条约亦即《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其主要内容包括：
首先，中国清政府必须为这次各帝国主义列强人侵及其由此而遭受的所谓“损失”，付出一笔巨额的“战争赔款”。其数目经当时清朝卖国政府再三乞求最后降至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并在40年之内分期付清。如此再加上利息，最后本利高达九亿八千二百万两白银，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所谓“庚子赔款”。当时，这笔“赔款”相当于清政府至少12年的财政总收人。
其次在《辛丑条约》中，还规定清政府此后要切实负责严厉镇压中国民众中一切反对各帝国主义列强的组织和行动。凡是在此一方面督办不利的官员不论大小，清朝廷一定要予以严办。当时各列强帝国是想借此一条款，杜绝义和团运动的东山再起，同时也为防止原山东巡抚毓贤那样的清廷官员再度出现。
条约并且规定，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划出一个外国使馆区，帝国主义各国都有权用他们的军队来“保护”其使馆，于是使馆区实际上成了国中之国。清政府必须拆除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全部炮台，并且不能在天津周围二十里内驻扎中国军队。而帝国主义列强则有权驻扎军队，以保证从北京到沿海的通道。这就使清政府承认了列强军队驻扎在从北京到天津到山海关沿铁路的12个地方的既成事实。并且在北京城内也有外国军队驻扎。实际上，当时的清政府已完全处于列强刺刀监护之下。
而清朝廷对于《辛丑条约》的态度却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说要把“中华之物力”有多少就拿出多少，来给这些武装占领了首都的“各国”，使它们感到这个朝廷是值得加以“保全”的。
投降派代表李鸿章在签署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后两个月就死了，从而结束了他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和走卒的罪恶一生。
不管清政府如何腐败无能，卖国投降，人民的意愿仍是不可违的。正像仁人志士呐喊的那样：“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此时的孔祥熙已返回潞河学院，听到《辛丑条约》的签订，心灵又一次被深深地震动了。当时他和李进芳多次商量，认为西太后慈禧不除，中国将永无宁日。何况文友会当初就立的是“铲除慈禧，恢复光绪的皇位”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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