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那慈禧太后，原本是清朝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的生母，乃是中国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个人物。她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年11月29日），满洲镶黄旗人，姓叶赫那拉。咸丰元年（1851年）例选秀女，16岁的那拉氏被选中，次年5月入宫。她入宫后，深受咸丰帝奕泞的宠爱，被封为兰贵人。咸丰四年（1854年）晋封为懿嫔。咸丰六年（185年）她生了载淳（即同治帝，咸丰的独子），“母以子贵”，于是又晋封为懿妃。翌年，更晋封为懿贵妃。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死于承德避暑山庄，死前遗诏立年仅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7月18日，那拉氏以嗣皇帝生母的身份与咸丰的皇后钮枯禄氏同被尊为皇太后，钮枯禄氏称“母后皇太后”，那拉氏称“圣母皇太后”，合称“两宫皇太后”。9月，恭上两宫皇太后徽号，钮枯禄氏为“慈安皇太后”，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此后人们习惯称那拉氏为“慈禧太后”。由于她曾住在紫禁城内西宫，因而俗称“西太后”。
慈禧在咸丰死后，利用嗣皇帝幼冲的有利时机，诱胁慈安太后并勾结恭亲王奕诉等人，发动宫廷政变从诸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夺取朝政大权，慈禧一跃成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她曾总揽同治、光绪两朝的军国政要，主宰一切。其统治时间长达48年之久，是仅次于康熙、乾隆而位居第三的满清王朝统治者，也是大清帝国空前绝后的大独裁者。西太后慈禧在位的48年中，做下了大量祸国殃民的坏事，可以说是罪行累累馨竹难书。
1894年11月，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并且局势发发可危之际，慈禧太后却全无心肝地要在北京城举办她“60整寿”的万寿庆典。从这次极度奢侈糜费的所谓“六旬庆典”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大清帝国已是多么的荒淫无道。此正应了当年坊间的一句民谚：“大清国不亡，天理不容哇！”
当时，为了筹办慈禧的这次“生日庆典”，清政府早在两年以前就开始大肆铺张地进行准备。后来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究其原因其中一条就是装备不行。岂不知，当年装备北洋海军所拨的巨额军费，就全给慈禧挪用修了颐和园了。所以当年在北京某城门口就曾贴出了这样一副对联：
“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甚至还有人更加尖锐地讽刺道：
“一人庆有，万寿疆无！”
由此反映出当时人民对统治者不顾国难当头而大办“万寿庆典”的无比愤慨。
当时为了举办这次规模宏大、豪华铺张的“万寿庆典”，需要大量的经费开支。这笔数目巨大的“庆典用款”，一部分由“部库提拨”，一部分由“京外统筹”。部库提拔之款，从“筹备购需、边防经费两款”中提用100万两，从铁路经费中“腾挪”200万两，“共筹备银300万两，专供庆典之用。”此外，“应由户部行知各直省督抚，量力筹解，以供需要”。这即是“京外统筹”部分，也就是向京内外臣工摊派的报效银两。据档案记案，宗室王公、京内各衙门和各省督抚将军等文武官员，报效庆典需银（由官员俸廉银中按二成五厘扣缴）1214100两，报效工需（点景）银共1767400两，两款共计达2985000两。
慈禧这次“六旬庆典”所挥霍的白银总数不下于1000多万两，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清政府收人的六分之一。这些银钱，自然不会由王公大员们自掏腰包，而是以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把沉重的负担转嫁于劳动人民身上。慈禧过一次生日，不知有多少贫民百姓绝于生计，家破人亡。她的奢侈享乐和挥霍无度，可以说正是建筑在劳苦大众的斑斑血泪和累累白骨之上的。
以上我们所讲的，关键还不在于慈禧太后当年是多么的腐化奢侈。当时人民的无比痛恨的，还是这个女人误国误民、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丑恶行径。纵观慈禧太后的一生，指她为“祸国殃民第一人”，恐怕是绝不冤枉的。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从一开始慈禧太后和那些投降派大臣，就没有认真准备并真正想和日本一决胜负。就连最初宣战都是被迫的，以至后来一看形势不利，慈禧太后马上派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去日本，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特别是割让台湾一款，使台湾再次沦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为了保住个人利益，先是利用义和团的力量削弱西方列强的势力，后来又勾结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以致数以万计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换来的却是《辛丑条约》更加屈辱地签订，并造成清朝政府最终落在列强刺刀的“监视”之下的局面。这简直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对于这样一个对内专制、对外投降的祸国殃民的西太后慈禧，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无不希望立杀之而后快。
孔祥熙和李进芳经过多次的商量之后，制定了一个谋刺慈禧太后的周密计划。当时他们认为，只要慈禧太后一死，光绪皇帝立即归政，则形势就会大变，中国就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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