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
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
横批是“虚心味道”。
这幅对联后来被孔祥熙挂在他一手创办的铭贤学校的书房里，成为勉励全校师生的座右铭。
正因为孔庆麟的清高和乐善好施，并且“学做了几件吃亏事”，所以他留给后人的资产也区区可数。据资料表明，当年孔家的财产只不过是太谷县北寺石（今武家堡村）大约30来亩贫瘠的土地和程家庄的一处房产。这座祖传的房产是内外两个院子组成，内院属旧式四合院，南北长44米，东西宽12米，东西正房各5间，南房4间，中间为2门，院心只有3米宽。因为院内有1井，故名“井儿院”。外院有厨房＊道和茅草房不过5间。前面是高坡门楼，面南，屋脊左右置挑角兽。这样的房屋建筑和占地规模，在当时的程家庄只能算是中等人家。而且这笔家业要由孔祥熙父辈5兄弟分享，其生活状况之艰辛不易，应该可想而知。
此外，还有一块坟地在杨家庄，也是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死后，为了不回程家庄安葬而购置的。
当然，后来孔祥照自家在太谷城里确实拥有颇为讲究的房产（现为太谷师范学校校址）。该房舍共有9个院子，院连院房按房，亭台楼阁以及后花园，真是应有尽有了。全院共有192间房屋，迄今仍存有159间。1934年蒋介石到山西太谷视察时，就曾下榻此处。
但这并不是孔氏家族传下来的祖业，而是后来孔祥照发迹之后为政界显要，于1924年从当地乡绅孟广誉手上买过来的。
当年孔庆麟一共生有5个儿子。除长子孔繁泰自幼身体欠佳以至学业未成即早早病殁外，余下亠子皆天资良好，身体健康并且事业有成。其次子孔繁恩曾出任志诚信票号西北区的总管；其三子孔繁慈即孔祥熙的父亲；其四子孔繁忠亦在北京的义合昌担任总帐。而孔庆麟的第五子孔繁杏，虽亦是天资聪颖不凡，却没有走前面几位兄长的经商老路，相反竟违背了祖训，于历岁时去应科考并中了秀才第一名。其后孔繁杏赴北京就读于北洋政法学堂，毕业后相继任过保定藩台御门承审官，直隶省新城县、大城县、盐山县以及山西省榆次县的知县等。在保定期间，孔繁杏曾跟随当时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合组过孔教会且被推举为会长。
也就是这位五叔孔繁杏，后来与孔祥熙脾气较为投契。并且在山西教案中，孔祥熙亦因这位五叔而获救。此亦为后话了。
孔庆麟膝下虽然养了5个儿子，此外还有3个女儿。不想儿辈的下一代却人丁稀少，或无子女，或有而早夭。唯有第三子孔繁慈生有一双儿女，即孔祥熙和妹妹孔祥贞。除此而外，据说孔繁杏也曾生有一子取名叫做孔祥珍，字聘之，辛亥革命时因奔走反清活动，被清军枪杀于河北保定。
以上便是山西孔家（或曰太谷孔家）数百年来的沿革溯源，虽显支离破碎却大体轮廓可辨了。
3．母亲、父亲和黯淡的童年
多年以来，国内外许多知名人士抑或专家权威均坚持认为孔祥熙出身于山西“名门望族”。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描绘宋蔼龄与孔祥熙于日本东京相遇相识进而发展成为一对恋人时，就曾大书特书孔祥熙的不凡身世，讲他出身“非同一般，乃孔圣人之嫡余后裔”，更重要的是孔家当年极其富有云云。孰不知，当年宋蔼龄与孔祥熙在东京相遇时，首先吸引她的还是孔祥熙敦厚的品性和杰出的才干，而绝非是其家世的如何富有等等。当然，因为孔祥熙是出身孔门的后代，使得宋蔼龄本来就对孔祥熙持有的一种好感也额外地升华了许多。圣人之后嘛！怎能不令人多加几分敬重呢。
1937年4月孔祥熙作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在英国受到了王室空前隆重的接待和礼遇。据讲当时的英国王室所以如此盛情，并非因为孔祥熙是什么代表蒋介石的“中国特使”，而是因为他是来自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世家孔门的后裔子孙。英国人对我们至圣先师孔子的景仰，使当时的孔祥熙平添了许多的风光。
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病逝于美国纽约后，国民党政府的所谓总统蒋介石在为其亲自撰写的悼词中，再次强调了孔祥熙出身“山西望族”并且孔家为“山西首富”等等。当时蒋氏在悼词中这样写道：
“太谷孔氏，本为山西望族。自庸之先生之祖庆麟公起，经营商业，其在太原所设行号为义源盛、在北平有义合昌、在西安有志诚信、在沈阳有源泉博、在广州有个茂兴药材行等。其他内地各重要城市以及东北各省与蒙古之库伦、新疆之迪化、越南之西贡，皆有其分号，遍布于全国。故世人皆称太谷孔氏为山西之首富。”
在台湾的一些作家和学者也都认为孔祥熙自幼生活在“富足安乐的大家庭里，融融泄泄，整天都是笑语欢声”，所以他的“幼年非常之幸福”等等。至少，人们坚持孔祥熙是出身“山西望族”，其家业虽有兴衰变幻之经历，但“仍不失为殷实之家”。
那么孔祥熙的家世包括其童年的生活到底怎样呢？我们且从其父孔繁慈这里具体谈起。
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1861－1911年），宇和亭，号和成，因生在读书世家，故在严格的家教熏陶下，孔繁慈自幼熟读经书，称得上饱学之士。孔繁慈曾考得前清贡生，后因祖训束缚，才弃学经商。虽然身为旧式商人，但孔繁慈仍不忘严谨治学，他精于文笔且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即便在北京义合昌任文书以及后奉父命返乡主持太谷义源盛和三晋源期间，孔繁慈念念不忘的仍是读书和做学问。做为孔圣人的后代，孔繁慈的身上颇有几分中国旧式文人之遗风。他一生讲究忠恕，对官场的功名利禄看得很淡。孔繁慈一生最崇拜两个人：一位是亚圣孟子，另一位就是当时的维新志士康有为。他认为只有孟子才能真正领会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并且遵守孔夫子的“忠恕”二字。所以孔繁慈也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严格要求自己，就便是在他以后的教书生涯中，他也常用“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来告诫子女和训导学生。当时孔繁慈崇拜的另一个人就是康有为。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此一些有识之士深感中国要想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实行变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时，康有为就是这些“有识之士”的带头人，他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革新。孔繁慈非常推崇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认为只有变法革新，古老的中国才有出头之日。为此，孔繁慈曾一度也积极宣讲变法的好处，以及守旧的弊端，且在当地颇受人们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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