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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家族全传_张建平/李安【完结】(81)

  后来书局为了更好地吸收资金,又采取厚发股息的方法,从而资金迅速增加,由初期的25000元增至160万元,后又增至400万元和800万元。期间,孔祥熙逐渐在书局打下了基础。

  书局的资金收足以后,又因美金、法币等币制形同悬崖转石,每况愈下,所以中华书局不得不降低股息,中华股票价格也迅速跌落下来。当听说孔祥熙又想收买中华股票时,老板陆费伯鸿对孔祥熙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为此孔祥熙说了不少陆费伯鸿的怪话,什么“不商量事情”、“不接受意见”、“想搞独立王国”等等,这些怪话传到陆老板那里后,陆总是一笑了之。因二人相互猜疑,也使孔祥熙收买股票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

  直到1941年陆费伯鸿在香港逝世后,孔祥熙马上把自己的亲信李升明扶上台,接替了中华书局总经理的职位。因李升明对孔祥熙唯命是从,孔祥熙由此当上了中华书局的董事长。从此,经过几十年苦斗,中华书局终于完全落人了孔样熙手中。

  孔祥熙喜欢搞独资经营。他的私人企业基本上都是商业资本。除了祥记公司以外,他办的商业还有山西裕华商行及广茂兴和晋丰源商行。

  山西裕华银行创设于1915年,天津的裕华银行是由裕华银号改组而成。后来在重庆和上海又都先后成立过裕华银行。广茂兴、晋丰源商行原来是经营药材生意的,抗日战争期间迁到重庆,大搞投机生意。裕华银行是孔祥熙私人企业的核心,负责人都是他的心腹,总经理一直是由铭贤学校总务主任武渭清担任的,孔祥照所办的企业有它的特点,不讲求外表,不重视宣传,只求实惠。孔祥熙所开设的铺子,店号头一个字,总是“广”字。孔祥熙为什么对“广”字有如此特殊的兴趣呢?是因为他在广东经营过许多企业,自己的家眷又是广东人,所以他很喜欢“广”字,认为“广”能给他带来财运。

  办学同时,孔祥熙念念不忘的另一件事就是革命了。孔祥熙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广泛结交北方军政要人如阎锡山、冯玉祥和张作霖等。

  1916年元月,国人的强烈反对最终没能阻挡当时已利令智昏的袁世凯一意孤行。是年元旦,袁世凯在北京改元“洪宪”并皇袍加身,登基当上了皇帝。从北京传出消息,“洪宪”皇帝特令孔祥熙的侄辈、孔子第七十六代嫡孙孔令贻仍袭封衍圣公,并授予“一级大绶宝光嘉禾章”加“郡王”衔。孔祥熙在山西太谷得到消息后,大为愤慨,当即写了一篇《上袁世凯书》的洋洋千言,发送到报馆公开发表。文中孔祥熙写道:

  “吾公(指袁)将谁欺?欺天乎?他人数吾公十大罪状,或八大罪状,熙不再深责,即以称帝而言,已属罪不在赦。何况其他?尝思吾公之称帝,不是不智,即为不仁,不智不仁,两者必居其一。然一再思索,二者竟兼而有之,此吾公所以为国人所弃绝而誓不两立也!

  “吾公不图报效,不图尽责,乃欲推翻共和,自立称帝,丧心病狂,一至如此,尚何言哉?惟事已至此,熙为吾公计,为吾公子孙计,丞应悬崖勒马,幡然改图,通电自责,退栖山林。且将吾公承认之二十一条,宣布取消。如此尚不失为勇于改过之英雄,国人亦必能见谅,而与以自新之余地。否则,若执迷不悟,冒天下之大不违,以断送吾炎黄子孙之大好河山,则身败名裂,在指顾闻尔,何暇作皇帝迷梦焉!”

  孔祥熙这篇讨袁檄文,通篇义正辞严、语锋犀利,大有革命者的精神和气概,表明了孔祥熙这个时期是站在中华革命党人的立场上,维护孙中山先生革命与民主这面旗帜的。文章发表之后,颇受各界瞩目。港台报刊杂志评价此文是孔祥熙一生之中,对外公开披露其政治主张的第一份通电。世人一般都知道这份电报给铭贤学校带来了荣耀,同时也为孔祥熙涉足政坛并扶摇直上添色不少。而实际上,首倡上书并参与谋篇布局、润色斟酌的首功,却应记在孔祥熙的“贤内助”宋蔼龄的头上。实际上,这也是宋蔼龄设计夫君的第一个强有力的步骤。后来当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组成革命政府后,又是宋蔼龄代夫君以探亲为名先走一趟以为铺垫,然后孔祥熙才正式开始了广东革命政府的仕途生涯。直到后来,宋子文因挨蒋介石耳光愤而辞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之职后,也又是宋蔼龄出面找蒋,孔祥熙才又得到了一顶“财政部长”的乌纱帽,我们这样说,倒并非是贬低孔氏无能,而是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的确该有一名非凡的女性。宋蔼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时,这篇讨袁檄文不仅使孔祥熙出尽了风光,同时也使他与阎锡山之间,就此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

  第七章 “山西新政”纪事

  1.投奔阎百川

  在前面我们已经写到,当年为响应武昌起义,阎锡山等人发动和领导了太原起义并亦取得成功。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但是由于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势力的压力,当时北京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3月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之后孙中山访晋,阎锡山做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遵照孙中山提出的“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的设想,贯彻执行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对北京政府和袁世凯作些表面的应付,一方面推行保境安民的新政以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部撤换,只留下山西阎锡山和云南唐继尧未动。1914年5月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并授阎锡山为“同武将军”。阎锡山以此为殊荣,特意在五台县河边村建门楼,镌刻“同武将军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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