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创作时，我尽可能地以西来的启蒙思想为参照，将与现实联系在一起，打通文、史、哲之间的联系与通道，以与人物为载体，用哲学的思维审视反思，以文学的方式描摹再现，熔的厚重、文学的灵动、哲学的思考为一炉。
《的刀锋》不是学术论著，它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系列散文，适合于不同层次的读者。水平稍低的读者可以了解人物、故事，获得一定的中国古代知识；较高的读者则可领悟蕴涵其中的思想，对中国怎样一步步从远古走到今天，神秘莫测的“上帝之手”如何的刀锋，从而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等重大命题，获得较为明晰的认识与启发。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的转盘在一双看不见的“上帝之手”的操纵下，通过一个个走马灯似的“英雄”不断地拨动着旋转不已，一直转到了今天。天翻地覆的政治事件、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早就化为股股云烟飘散、消失在深处，犹如一道道流血的巨创，再大也可被时间缝合、痊愈。巨创不再，但伤疤永存。这疤痕就是代代积淀、凝聚而成的传统，它们形成一种民族潜意识、集体无意识不断地作用于、影响到今天，无声无息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个人信仰之中。
回望是为了活得更加清醒，研究是为了变被动人生为主动“出击”，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创造未来。如果有一天，的发展规律与客观必然全在人类的认识与掌握之中，从而择优选取最佳时间、最佳人物、最佳途径等机动、可变的偶然因素，按照人们认可的理想模式加以改变、创造，那时的人类，当是一番怎样的光明与灿烂？
传统的“上帝之手”一
《易经》，一般称为《周易》。《周易》之名，最早见于《左传》一书。至西汉时，儒家学派将《周易》、《诗》、《书》、《礼》、《乐》、《春秋》等著作奉为经典，名曰“六经”，《周易》这才被称作《易经》。
《周易》一书到底成于何时？对此，《周易大传》曾以一种把握不定的疑虑口吻写道：“《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迄今为止，学术界虽然尚未得出一个无可置疑的肯定结论，但大都认为该书成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之际或之前。
那么，作者又是谁呢？在中国古代史上，历来就有所谓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六十四卦之说。《史记》作者司马迁也认为《周易》的作者就是周文王，他在《报任安书》一文中曾写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之语。西伯，也就是周文王，因其为商朝末年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周族领袖，故称西伯。当然，也有人因为《周易》六十四卦的爻辞中记有周文王之后的史事而提出质疑，认为卦爻为周文王推演，而辞文出自周公或他人之手。其实，像《周易》这样的经典之作，其成书难以一蹴而就，肯定得有一个从雏形到充实、完善的漫长历程，必须经过多人乃至数代人的构思、采辑、撰写、订正、增补与润色才有可能形成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周易》文本。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作者就是周文王一人，但我们至少可以推断，周文王在《周易》成书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六经之首的《易经》，在我心中一直是部望而生畏的皇皇大著。它像一处深不见底的黑洞：错综复杂的卦爻符号令人眼花缭乱、简略古朴的文言语汇几乎不知所云、枯燥艰深的哲学内涵“密码”般难以破译、包罗万象的繁复别致一时无从言明……《易经》以一套古奥艰涩的话语系统，向我们诉说、展示的是一个遥远、朦胧而游移的陌生世界。
它像一个环环相扣的巨大迷宫：这里，既有远古的愚昧与浅稚，也有文明的智慧与深邃；既有僵化腐朽的因子，也有现代科学的朗朗光照；既有天人合一的融融交响，也有焦虑矛盾的痛苦撕扯；既有唯物的辩证，也有唯心的神秘；既有恬淡幽静、舒缓寂寞的小桥流水，也有惊涛拍岸、一泻千里的长江大河……《易经》将这些既矛盾又统一、既复杂又简单、既绚丽又平淡、既古朴又现代的对立融于一炉，总是搅得我们晕头转脑，无法理出一个了然于胸的明晰世界。
它像一座庞大的综合知识宝库：组成《易经》的“硬件”，即原有的文字与符号并不多，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就可全部囊括，然而，它却集中国古代天理、命理、圣理、数理、哲理、心理、文理于一炉，举凡哲学、史学、数学、美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经济学、文字学、符号学、伦理学、文艺学等多层次的自然学科，似乎无所不容。诚如《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所言：“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
它像一个硕大无朋的“空筐”：《易经》除了它本身固有的惊人容量外，人们还可将大千世界一些新的发现与发明、认识与解说等各式形形色色的东西装入其中，它也就像一个神奇的魔筐，似乎什么东西都可容纳得了，消化得了，解释得通。
……
哦，《易经》，这是怎样的一部大书、奇书、异书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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