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拓跋宏九岁。他两岁丧母，长大后一直不知生母是谁；九岁又失去了父亲的关怀至爱。如果不是特殊的出身，他本可以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过上一个正常人应有的生活，可是，封建王朝那无可更移的专制残忍决定了他一辈子只能在畸形的环境与氛围中打发人生。
献文帝一死，冯太后即被尊为太皇太后。直到她于公元490年去世为止，一直都在临朝称制，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清末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很有可能就在冯太后身上吸取过不少“灵感”。然而，冯太后不仅才能出众，而且政绩斐然，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将北魏治理得有条不紊，为慈禧太后所远远不及。若以女人的治国能力及成就而言，在中国上，唯有武则天可与冯太后差强比拟。
冯太后临朝听政，不仅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所为，而是以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优秀政治家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她不仅按自己心中的理想培养新皇，还将整个北魏纳入自己构想的框架与模式之中。她的目标相当明确，一是进攻南朝，并乘其内乱之际，出兵夺取了淮北的大片领土，将北魏的边界推进到淮河一带；二是改革内部，采纳汉人王朝的礼仪制度治理国家。小小的改动无关痛痒，当然也就起不到什么作用，难以达到有效的目的，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然会招致既得利益者及顽固坚持鲜卑旧俗贵族的反对。于是，冯太后果断地处理了一批政敌，将他们或处死或免爵或流放。然后，她依靠冯氏家族成员，重用宦官及汉人官吏，拉拢鲜卑元老，在自己身边培植了一批可靠的亲信，巩固权力，加强改革。
在冯太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影响最大的当数班行俸禄制。
游牧民族南下的目的就是为了抢掠财富，他们往往“初来单马执鞭，返去从车百辆”。氏族首领为了鼓励士兵作战勇敢，一是听凭劫获之物归于个人，二是论功行赏，“班赍将士各有差”。这样的政策大大激赏了将士打仗的兴趣，他们明白从战争中得到的利益，要比游牧大得多多，人人冲锋陷阵、个个争死效命，很少发生退缩、叛变与逃跑之事，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后，仍保留着过去的遗风——百官没有俸禄，收入主要依靠掳掠与赏赐。赏赐的对象除了出征将士，还有文武百官。北方统一，战争与掠夺的机会就少了。官员没有俸禄，只有通过搜括、贪污、经商等手段自己想办法解决。“时官无禄力，唯取给于民”。于是，官员公开贪污受贿徇情枉法，大肆搜括于民无法无天。北魏吏治腐败，财政匮乏，国家机构遭到严重蛀蚀，鲜卑贵族贪图享受，昔日的犷悍善战之风也在逐渐消失。历代皇帝对此深感不安，多次下诏惩治不法官吏，可根本解决不了官员腐败这一头痛的老大难问题。官吏无俸禄，若不贪污搜括靠什么生活？少数廉洁自律的官员，特别是部分汉人官吏家徒四壁，生活相当困难。要想治本，只有班行俸禄。
公元484年，孝文帝下诏实行俸禄制。俸禄每三个月发放一次，以每年十月为起始。同时，对贪污行为制定了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俸禄制推行后，加强了北魏的中央集权及封建化进程，确曾起到了保证官吏日常生活、杜绝贪污搜括的明显效果。它不仅是孝文帝改革的前奏与先声，也是北魏根除游牧奴隶制残余，接受汉族官僚政治制度的表现与象征。
就在俸禄制实行一年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后，北魏又在经济上采取了一项相当重要的改革——均田制，它由鲜卑族的部落分工中的计口受田发展衍化而来。
长期的战乱使得原本富庶的中原地区呈现出一片凄凉萧索景象，出现了不少无主荒地。同时，流亡人户的返归乡里、大量迁徙的民众及豪强地主的强行霸占使得不少有主土地的归属也存在着严重的产权纠纷。许多农民得不到土地无法生存，或是聚啸山林作乱，或是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这些，都严重地威胁着北魏政权的统治，因此，清理户口、整顿地籍的改革措施势在必行。
均田制，就是以国家的名义对现有土地实施分配与调整。而先行建立户籍是推行均田制的基础，只有核准人口，才能按户授田。北魏初期没有户口制度，不少农民或破产逃亡，或成为豪强地主的隐户。人口无法统计，政府的赋税收入大大减少。公元473年，孝文帝派人到各地清查户口，仅青州和冀州等五个州就查出隐户人口十多万。于是，北魏在冯太后亲信李冲的建议下废除宗主督护制，建立“三长制”。其具体内容就是“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向各州派遣户籍大使，以检查户口、确立户籍。三长制打破了几百年来地方的宗族势力，将依附于豪强大族的农民收归国家直接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
三长制建立，北魏即开始严厉推行均田制，将露田、桑田、麻田、宅地、菜地等不同质量的土地按照一定的数量分给普通百姓，授予地方官吏以公田（即俸禄田），并对土地的继承、买卖与转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与控制。与均田令颁布的同时，北魏政府还对赋税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确定新的租调制，以减轻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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