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潼关”里的秦琼出来这么唱：
秦琼跨下黄骠马，
秦琼手使剑青铜，
有人问俺名和姓，
姓秦名琼字秦琼。
接着，程咬金出来有这么一段道白：
拉马来到潼关，
不知是何地方？
待俺下马观看，
啊，上写三个大字：
潼关！
上面这几段滑稽的唱白，我和贺大哥立刻学会，并且变成了我俩平日问安道好的代用语，只要两人一见面必先对唱几句。一直到十数年后，我们还有这种“习惯”。
在洛阳我曾碰上一次日本飞机轰炸。洛阳很少防空洞，只靠散兵壕改的防空壕躲避。一天，我和贺大哥在城外散步，敌机来袭，我们分别躲在两个小壕里，敌机正好在我们头顶上下起“蛋”来。弹尾风轮转动的尖锐声响，听得非常清楚，一下子我眼前完全黑了，几乎失去知觉，挣扎了一下，才觉出头顶上和全身上都压着一层厚土，心想：怎么这么快已经被炸死，又被人埋葬了？
突然，贺大哥的声音响了：
“醒亚，醒亚，怎么样？”
我，用力由土堆中钻了出来，看到贺大哥满脸满身是土，正向我咧嘴苦笑。原来敌机一连在我们附近投下几个小炸弹，炸起来的土把我们给盖了起来。
“又是一度再世为人！”回城里的路上，我跟贺大哥说。
他搂紧我的肩膀：
“咱们这才真是生死患难弟兄。”
就这样，在贺大哥的爱里，我度过那一串难忘的好日子。
部队整编期间，我们看到了由后方寄来的国立编辑馆编印的中学国文教科书，书内有文章记述了两年前跟随我们部队转战南北的四存中学学生，于河北衡水与日军激战，那些初生之犊不怕虎的青少年居然能够单独战斗，勇猛异常，上百同学与多位老师均壮烈战死，因而获国府明令褒扬，着将光荣事迹宣付国史，且令地方于收复后建祠纪念。
我们读到这册教科书，在悼念为国捐躯的青少年勇士之余，也为他们名垂青史感到安慰。然而，我们又得知：衡水战役后不久，八路军集结贺龙、刘伯承、吕正操三万大军将我们的部队层层包围于深县北马庄，血战两夜一昼，双方死伤惨重，被俘之四存中学学生三百人之多，因有三民主义青年团员身分，竟全被枪杀——这一史实则未见载于教科书中——我们真不禁要问：政府要“容忍”到几时呢？
另一桩令我们悲愤的事发生了，随军电台的同志传来“新四军事件”：
近年来，驻防江苏安徽地带的新四军（原是中共红军，七七战起，接受政府正式改编，给予国军番号），曾不断袭击敌后的国军与民团，扩张武力与地盘，自行成立政府，企图消灭苦撑在敌后的江苏省政府——如今，则更违抗统帅部调动他们北上与日军作战之命令，反而围攻中央军第四十师于三溪——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以事态太过严重，无法再忍，下令还击——约两周后，电台同志告诉大家：经过剧烈战斗，新四军溃退，军长叶挺被俘。
我并不为此高兴庆贺，因为我清楚知道：无论如何这又是一场国人同胞自相杀戮的大悲剧。我心痛。我中弹的右肩已不再流血，我的心在淌血——
我们的部队开拔赴中条山时，贺大哥坚决要我和贺蒙退伍。他要贺蒙去投军校炮科（那正是贺蒙所渴望的），要我去大学读政治系，而他要到中央述职，并且奉调到中央训练团受训，正好带我们一路入川。
“你们年纪还很小，已经真刀真枪地跟敌人拚过命，对国家也交待得过去了，深造后，还有的是报国机会，”贺大哥一再劝阻我和贺蒙随部队开赴中条山，又劝阻我和贺蒙同入军校，“你俩一个学军事，一个学政治，将来军政配合，好好给多难的祖国做点事！”
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已和我们建立了深厚情感的部队。在离开部队前夕，我们又听到了一件极不愉快的事——率领我们在太行山上与日军苦争恶斗忠贞爱国的总指挥——张荫梧将军，在被八路军指控为“摩擦专家” 之后，接着竟被当时我们的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上将不分青红皂白给予“免职”处分。我们的部队不禁一时哗然。那位挂满“为国流血纪念章”的老排长，气得一面跳脚，一面咒骂：
“他娘的，逼人造反呀！要不是军人讲服从，我不去揪住程潜老家伙的鼻子骂他一脑袋浆糊才怪哩！”
官兵们差不多是人人流着泪，开赴中条山的。唉，那真是一支好部队。
贺大哥带我们经陕入川。贺蒙做了成都中央军官学校的入伍生，我经贺大哥的协助，以战区学生的身分被教育部保送到重庆沙坪坝一家国立大学，做了一年级生。那年，我二十一岁。
三十九
贺大哥在复兴关受训，每个星期日，不是他来沙坪坝看我，就是我去复兴关看他。现在他是我在重庆唯一的亲人了。我和成都的贺蒙约好每周必定通信一封，一开始尚能维持原议，日子一久，贺蒙的信便疏少了，他本来就不太爱写信，每周准期来信时，也不过草草数语如电报一般；他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却从不欢喜在嘴上或纸上宣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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