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周和贺大哥见面时，他总要请我吃点好菜，四川话叫“打牙祭”。我们的牙祭打得很小，一盘榨菜炒肉丝或麻婆豆腐，两碗红烧牛肉面或双料排骨面（两块炸排骨），便很心满意足了。我们发现若干馆子门口挂着供应“飞机空\来的大虾和海蟹” 的红条子，价目贵得惊人，据说每次\到便争食一空；我们只有望“条” 兴叹，并对那一批食客发生反感，并非嫉妒他们吃得太好，只是觉得他们何必在这苦难的时代，非要如此摆谱儿，显示阔绰不可？
学校伙食很不好，两盘蔬菜中，用显微镜看，可以发现两片肉，米饭是名噪一时含有谷、稗、砂粒甚多的“八宝饭”，那实在还不如太行山上的黄小米饭好吃。不过，大家很少怨言，因为那伙食是白吃不付钱的，那是吃的国家发给战区学生们的贷金。比较有小办法的同学，都自备一个小菜罐，里面装满大头菜、榨菜、辣酱，有大办法的同学则把腊肉、香肠塞满罐子里，更有办法的同学则干脆不进大饭堂，顿顿径自往福利社或沙坪坝街上吃馆子。
我是属于根本“没有菜罐阶层” 的人，和我同样的同学并不太少，有时他们故意吃得慢，为的等候女同学走后，可以把她们桌上剩下的一点菜悄悄地端过来，再吃两碗饭。当过了丘八的我，不知怎么变得比以前还要害羞，我始终不好意思吃那种菜，我宁愿多干塞一碗“八宝饭”。同桌的同学，曾顽皮地对我说：
“张醒亚，你怎么不肯吃这菜呢？女同学嘴上筷子上的余香犹存呢！”
住的地方，是大宿舍，上下床。我本来被分配在下铺，可是睡上铺的那位同学又瘦又矮，上来下去很感吃力，我便自动提出和他调换，他非常感激。床上臭虫颇多，不过我那遍生过“抗战虫”的身体，已经习惯这些小生物的袭击。重庆的蚊子很厉害，被叮上就会“打摆子”（严重的疟疾），贺大哥已给我买了一个小蚊帐，同时还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
“只有重庆城中心七星岗一带从来没有蚊子，传说是因为当年赵云守巴州的时候，下过命令不许蚊子进城，以免把守军咬得不能作战！”（后来我得以知道七星岗地势高，蚊子很难飞上去）
我的衣物早在太行山上失落一光，现有的一切虽然简到无可再简，还都是贺大哥赠送的，我若如此长期做他经济上的包袱，委实有些不安。可是，我又无其它方法赚钱，我总不能裸醴上课。我只有尽量刻苦节俭。
贺大哥受训期满，仍旧奉命回平津工作。他改由湖南、江西、浙江，经上海再北去。行前，他带我去看了他的两位好友，殷切托咐他们给我照拂。他又陪我去看了当初姑父提过的两位我的父亲的旧友，那两位老人家热心地告知以后一定会给我帮助。
贺大哥给我留下五百块钱，他说：
“看起来，这笔钱不算少；可是，想供你在大学用四年，是绝对不可能的。以后物价恐怕还要涨，也许两年之后就不够买一只皮鞋了。然而，手边总不能不留一文钱。希望一、二年内我能从平津回来——”
“也许一、二年内我们就胜利了！”我满怀希望地。
“不可能，”他摇摇头，“起码还得四、五年。我并不是唱低调，我实在害怕一些人盲目地自我陶醉，误以为胜利很容易很快可以到来，便完全摆脱开自己应该对国家担负的职责，苟且偷安甚或花天酒地，坐等胜利。大家都如此，胜利则永无一日到来。我决心承返敌区，证明我并非对抗战前途悲观；而是要切切实实地奉献出我的最后一滴汗，最后一滴血——”
停了一下，他握紧我的双手，接着说：“我在天津曾暗自许愿：我一定得把你带到四川念大学。因此在太行山上，我几乎每天为你的安全担心，每次战役之后，我最大的快乐便是发现你仍然健在。最后一次，我不顾一切脱离开部队去寻找你，也正为此。现在总算如愿以偿，这次回到天津，我也算是有颜面向你的姑父母交差了——只是我走后，你必须切记住三件事：第一、身体要继续锻炼，保持住你已往良好的基础。第二、功课要念好，以后中国绝不再需要“不学无术”的政客，而是需要真正有学问的政治家。第三、不要为外界某些黑暗面的现象，动摇了你对抗战的信念——例如一些人藉抗战发了国难财，他们的生活，你当然会看不惯；可是，那终归是少数的败类，绝大多数军民正和你我同样地在咬紧牙根勒紧肚皮努力奋斗。凡是从前方或敌后来的军民对某一部分人的奢侈享受无不痛心；痛心则可，灰心不必，他们那是自掘坟墓，终有一天会被这大时代淘汰淹没。目前一般朋友、同志间正流行着几句愤愤不平的口头禅——‘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吃苦，后方苦吃！’、‘前方混身流汗，后方满嘴流油！’、‘前方冰天雪地，后方花天酒地！’——希望这些话不会影响你的情绪。”
我连连点头称是。
“你有没有嘱咐我的话？老弟！”贺大哥反问我。
“没有甚么，”我说，我的眼泪已经涌了出来，“只祝您千山万水平安渡过，到天津，请代我问候我的姑妈、姑父、表姊、表哥、高小姐，还有，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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