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常常自夸“中统”的“软功”。有一次，他在一个特务班讲演了“情报技术的政治要求”之后，对“中统”的高级人员说：“戴雨农（笠）喜欢蛮干，情报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工作作啥用场！”
他总认为“军统”的做法是不合要求，而只有他所夸示的“中统”的那套技术，才是情报工作的精髓。不过事实上，在某些政治技术方面，“中统”确也比“军统”
更为阴毒。
伪装中间和伪装进步，一向都是特务们的迷惑手段之一。如在学校区开书店，摆卖些进步书刊，供以吸引和侦察进步学生，就是这类手段之一种。那些特务店员，有时还故意发些不满现状的牢骚至于“左”的话，以接近进步青年，从而施展工作。抗战期间的重庆，他们在大学区的沙磁区和南温泉，都开有这类书店。
当时，“中统”在沙磁区的特务学生组织中心，设于中央大学，公开和半公开的组织，有“生路社”、“民锋社”和“自强社”。这三个社都归王星舟领导。王星舟自抗战初期起，就在重庆大学和四川教育学院等校发展反动组织，组成“沙磁联组”，收罗了特务学生谢昆、崔尧、谭永昌、赵剑豪等20余人。这个“沙磁联组”与“中统”的重庆实验区沙磁区经常联系，将各校进步学生的言行动态制成记录。“中统”即根据此等资料，编造学生黑名单，分别进行打击、分化以至逮捕工作。这方面的活动，也由局本部第二组发号施令。
在反动政治技术的研究上，收买叛徒的工作上，以及指示各省市调查室工作方针及解答困难问题上，研究室都与第二组配合。研究室主任杨为，老奸巨猾，一方面，他时时刻刻都称颂“徐先生（徐恩曾）领导有方”和“前辈先生们的成绩”，使“中统”头子都把他引为心腹。另一方面，也自认为自张冲以后，就算他对共产党的理论与实际最“通”了。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俄文书刊，上衣口袋里也常常插着一份《真理报》，口衔烟斗，扮成学者的姿态。特务们则称之为“杨教师”。当张国焘和何畏等人投蒋介石之初，“中统”曾派专人与他们谈过话，并研究过共产党的策略和路线问题。杨为把每次谈话写成记录，提出具体问题，加以分析判断送交徐恩曾转呈蒋介石过目。这一类的“功绩”，也得到过蒋介石的欣赏。因为“中统”
认为杨为是“苏联问题专家”，后来就派他到新疆主持特务工作去了。同时，第三组组长谢永存，也被派到新疆去当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与杨为合作。就在这段时间，谢因飞机失事而亡。
“中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机关，主要就是省市的调查室。贵州调查室（简称“黔室”）是被“中统”局本部认为组训工作做得最好的一个省室。这个地区的所谓“专业工作”，又曾被评为第一等。其所以获得局本部的嘉奖和重视。
“黔室”的主持人程惕予（又名程铁如、程迪庐），是“四一二”之后投蒋介石的。抗战期间，他在贵州用就地取材的办法，吸收训练了一批特务骨干，完全解决了“中统”在贵州方面的需要。
“黔室”特别注重特务的“学习”和“小组生活”，以此为训练的基础。对于某一“专案”，事后都进行所谓讲评，以总结经验。它在特务工作方式方法上不拘陈套，且随时随地以老特务的经验教导小特务，所以特务成长得快。陈立夫到贵州视察之后，曾认为这套办法效果好。
“黔室”在“中统”局本部需要补充人力时，曾调了10多个人去，这批人的能力、水平、纪律都比较好，颇得徐恩曾的赏识，徐恩曾还把其中的一人，破格提升为重庆实验区的分部领导人。
张道藩是贵州人，他将他在贵州的一些班底交与“黔室”使用。同时，贵州“三谷”（谷正伦、谷正鼎、谷正纲）在贵州的地方势力，也被“中统”拉拢过来，他们处处帮“黔室”不但不得罪地方上的巨室，而且还特别维护他们的利益，所以相得益欢，在罪恶活动上亦特别顺手。
“黔室”曾同当地天主教法国神甫合伙，在石门坎苗族地区，做过一次持续三年的“调查工作”，写成10多万字的“专案材料”，并诱骗苗族中的实力派（武装的地主富农），参加了“中统”的外围组织。
“中统”在主要交通线上，都布置了特务活动。在粤汉。湘桂两铁路地区，就设有“联立工作组织”（简称粤桂联组）这个“联组”由上述两铁路和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调查室共同组成。当时，广东省调查室的负责人是余俊贤，广东是蒋静一，湖南是韩中石，粤汉路调查室的负责人是田纯玉，行动队长是伍岳。湘桂路的调查室，则由蒋静一指挥。在这个地区，由联络专员徐政（又名徐子政）担任督导工作，所以这个家伙，经常奔走于曲江、衡阳和桂林之间。在这个“联组”下面的伍岳的行动队，和他手下的一群土匪武装，在粤汉路北段常常进行非法逮捕，骚扰抢劫，使地方居民恨之人骨。田纯玉则着重在拉拢工贼，控制黄色工会，布置沿线特务工作。伍岳、田纯玉两人合在一起，又与“军统”的粤汉路警务处处长史铭互相拉拢，天天忙着的是两件事：一是防共，二是搞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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