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调查室有一段时期，忙于”党团摩擦”，与三青团方面闹得不可开交，使“CC”统治下的湖南，处处受牵制，处处受打击，无法发展。因此，当韩中石到重庆去述职的时候，徐恩曾曾指着他鼻子骂到：“张荫梧是一个摩擦专家，但他是共产党所讨厌的摩擦专家；你这个摩擦专家，却是对内生是非，造障碍的傻公！”韩中石被骂后，回去便改变作风，虽然仍旧和三青团对立，但在反共工作上，则和“军统”人员合作起来，力求做出些结果来，以改变局本部对他的看法。比方在湖南第M区（该区行政督察专员为CC的萧训），就曾与“军统”负责人苏业光合伙，清查过茶陵和攸县一带的地下党组织，搜捕过中共人员。
华北地区的“中统”特务工作，与和张厉生相关联相结合的组织，关系都比较密切。张后来不见信于“CC”，转投于陈诚旗下，原来在张的小组织中的得力分子，则有一部分投身于“中统。像“诚社”分子牛传钦加入“中统”局本部第二组工作，就属这一类。解放后被捕的、由“中统”的“平室”和“津室”所派的特务董化昌（天津铁路潜伏破坏总队天津第一大队直属分组长）、王书华（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学运组特务头子，解放前大批逮捕进步学生、破坏学运）、支彭英、支永信、吕广仁、沈振启、李树声、王富春、吴镇屏等（解放后潜伏于北京邮政总局），就是张厉生在华北地区所搞的小组织中的分子。
安微调查室又有另一种做法，它因为安徽主要是由桂系李品仙控制，而桂系又在某种限度内拉拢了三青团的力量，所以“皖室”的王秀春，与“中统”老特务安徽财政厅长孟九两人联合起来，一面与李品仙桂系势力相周旋，一面又与徐君佩的三青团势力互斗。但在省级“特种汇报”会议上，又极力设法联同各种反动力量，对付地下革命活动。王秀春这种手腕，曾被叶秀峰夸赞为善于利用各种力量“一致对待共同敌人”的“范例”。
“中统”在“第一处”时期，即设有训练科。训练工作比较简单，主要内容分两方面：
政治训练方面，组织过“读书会”，除“总理遗教”之外，戴季陶和周佛海关于三民主义的著作也被列为必读之书。此外，以蒋介石名义“发明”的新生活运动全套理论，和由陈立夫在讲堂上乱扯的“唯物论”，都是他们在政治训练上的理论根据。
抗战以前，“中统”内部搞过“小组生活”，通过小组的形式，安排政治讨论与技术研究。这些做法，后来还被“中央训练团”所采用。可以说，在国民党内，是“CC”先有这套东西；而在“CC”之内，是“中统”先有这套东西。
“中统”还办过一个刊物，叫做《群力》。在这个刊物上，一方面登载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理论，一方面则刊载诽谤苏联和共产党的文字，以及由那些叛徒所写的“内幕”和“仟悔录”一类的东西。到了抗战开始时，因为蒋介石表面上也喊“国共合作”，这样内容的刊物再出下去，连“中统”也怕有所不便，也就停印了。
在技术训练方面，曾由训练科编有《情报业务概要》一书，该书有50万言，内容异常杂乱，从特务工作理论，蒋介石的言论，一直到化装术、射击术、驾驶术、擒拿术以及跟踪盯梢之类的所谓技术，都包括在内。此外，如手枪射击，拆装和保护、化装技术，以及帮会沿革和内幕等等，都印过单行本。对于各个党派的情况，也不定期地编印过一些“指导手册”。凡新进去的特务，例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在这三个月内，“中统”就要他们看这些书，并派出专人与之谈话，查询其读书心得，同时解答问题，这也算是训练工作中的一部分。至于实用技术，则由负责“行动”
特务所必修之外，其余人员则不硬性规定，任其自择。
南京沦陷到蒋政府逃渝那段时间，“中统”的训练工作曾一度停顿。到了抗日中期，“中统”改组完成，已自成系统，其训练工作，亦逐步由普通训练进为正规的、全面的训练了。
从三青团江北青年训练班中吸收新分子“：抗战开始后不久，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长江下游及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均沦于日寇之手。许多青年离乡背井，奔到后方，怀着爱国热忱，希望参加有组织的抗日工作。三青团便利用这个机会，在重庆江北治平中学，办了一个“青年执行所”，收容了男女青年近千人。最初由三青团按其学识能力介绍工作，后来蒋介石要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拟定办法，将这个“执行所”变成训练性质，并由三青团中央团部和重庆团部派了一批中央军校特训班的学员，去担任这个班的大队和中队的负责人。“中统”认为这是一个“抢才”的机会，即在班里吸收了30多人拉到“中统”作进一步的特务训练，然后按照手续，成为它的喽罗。这种从其他组织“选料加工”的办法，后来就成为“中统”内部训练班的选人办法。他们自以为这个办法比“军统”高明。因为“军统”的许多训练班，都是招来就“训”，“训”了就算人伙的。但受“训”者在被“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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