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时，往往还不知道主办的机关就是“军统”，等到发觉以后，有些就中途退学，要求不准逃跑，逃跑不出去就被长期拘押。而“中统”的办法，则是从别的组织中先加考察，然后伸手去拿，这样就可以减少像“军统”那样的麻烦。陈立夫在“CC”
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曾说：“我们召集人才要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们要找孙猴子，找到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这就是他们所自己夸“中统”骨干分子的培训原则。
“CC”对于外围组织的运用，也和“复兴社”有所不同。它的外围组织很多，而外围组织的中心分子则并不多，但那些中心分子，却都是“CC”的死党。“CC”
对这班人拉得紧，对他们生活所赖的大小官职，也始终以组织力量加以维护，使这班人死心塌地依靠“CC”，为它拼命。
“CC”在较大范围的外围，也用同一方式，而又有两种方法。例如抗日战争以前（1935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其会员人数9734人（会址在四象桥，经常住会办公的只有一个专用职员王鉴藩为金陵大学“CC”学生，后来跟洪兰友当秘书），在这9000多人中，有意让非“CC”甚至反“CC”的分子参加，借以冲淡“CC”色彩。“CC”有意用这种外围作“疑兵”，似乎是在做“赔本”生意，实际则利用该会来收罗文化界的分子，这就是它的“寓吸收于外围”的训练工作方法之一。又如“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个组织，本来是“CC”插不进去的，因为在“CC”里边，实在没几个象样的工程师，工程师在当时也颇有社会地位，并且自认清高，一般也不屑于当“CC”的走卒。可是，陈立夫、徐恩曾等人本来是学过工程的，在工程界原有一些同学关系，加上他们在统治层中，又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因此就不声不响地把“中国工程师学会”这样的组织也套了过来。虽然套了过来，但仍然不用“CC”人物在台间露面，避免刺激；只暗中极力扰其二三等人物，以扩大“CC”在工程技术界的势力。照他们说，这是一种“就汤下面”的办法。
“中统”在外围吸收人力的方式方法，基本上也就是运用上述的原则，归纳言之，可分三种：一日“挖根移植”，二日“鸭卵鸡孵”，三曰“夺胎换骨”。
所谓“挖根移植”，就是把别人培养好了的技术人员，情报能手以及具有一技之长的其他货色，拉过来植在“中统”这块毒土里，使其继续生长，为之服务。干脆地说，就是吃掉人家的现成东西。
所谓“鸭卵鸡孵”，则是原来已经成为“CC”的职业学生，或是从未暴露过的在某些技术学校（如兵工署的兵工专科学校等）的“CC”爪牙，让他们在那学习，学成之后、，等于用母鸡孵出的小鸭，羽毛长了，再自然地浮人“中统”的污水塘中。“中统”“少壮派”中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中上层特务。都是这个来源。
所谓“夺胎换骨”，系利用已有的公开团体（特别是历史悠久，有名气的老牌企业）来做文章，掌握其中部分的或个别的有作用人物，予以物质诱惑，施以组织训练，进而加以纪律约束，使为己用。但始终让他们罩在原有的壳子下面以蔽风雨，在原有的环境中以吸吮营养，以延续其内线生命。例如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及邮电、税务以及新闻。文化单位中身居要津的分子，为“中统”暗中工作的就大有人在。
第九章 “无形阵地”
1．“今日欲言救国．非从教育入手不可”
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的培养训政人才，将“中国党务学校”改为四年制的“中央政治学校”任命蒋中正为校长，丁惟汾为教育长，增设校务委员，陈果夫被推为校务委员之一。以党务学校第二期生为第一期，1929年8月招人的新生的第M期，称大学部。应试者近千人，录取67人。暑期开学后陈果夫对学生讲话：“各位同学：这个学期开学以来，我未曾和诸位说过话。各位在学校都能用功，是很好的现象。中央对于这个学校，期望甚殷。希望诸位受到三民主义的教育，将来负担实践主义的责任。现在置身党部、政府中的负责的人，都觉得目前有很多的缺陷，同时，又感觉我们能力都是很差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差，所以希望将来增加能力的心越大。在现在的中国，我们所负的责任极大，分开来说约有三种：第一，我们要负责扫除旧的障碍，还是要凭学问，既使学得了外国人一样的知识和能力，恐怕还是不足。因为要去除这种障碍，所以在做事的时候，已经要用两倍的能力，何况还要创造新环境呢。创造事业，是要自己想出计划，造出方案来的。往往有许多出国留学生，他们在外国多年，学了农工商业，回到中国来，虽然自己学到了专门知识和技能，还是和普通的人相差不远，他们还是同一般没有知识的人去争饭碗，而不能为没有知识的人去创造饭碗。他们既然有专门学问和技能，为什么要这样？推究其原委，因为没有创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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