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藩有些激动地说：“照你这么说，立夫同志在党内有不团结现象，与党内同志有个人恩怨。现在是选举，不是共产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赖琏也跟着说：“立夫同志为人怎样，政绩如何，我想，党内同志自有公论，委座心里更是明白。”说完，看了一眼蒋介石。
黄宇人、汤如炎、朱家骅、王启江等人又站起来向CC系反驳，双方对峙，各执一辞，互不相让，选举争论进入白热化状态。
蒋介石见双方争执不下，喝了一声：“大家不要吵了，现在宣布表决！”
大家都静了下来，陈立夫像见了救星似地看着蒋介石，等待他的裁决。
蒋介石吭了几声鼻子，镇静地说：“赞成陈立夫任立法院副院长的请站起来。”
大家面面相觑。
CC分子们齐唰唰地站了起来。
黄埔系分子也相继站了起来。
黄宇人坐着不动。
朱家骅磨蹭了一阵，见大家都站起来，自己也站了起来。
王启江犹豫着站了起来。
只有汤如炎的姿式最有意思，半坐半立，说不清是什么姿式。
蒋介石过来问汤如炎：“你这个样子，是赞成还是反对？”
汤如炎说：“我原是反对的，既然大家都赞成，我只好服从。”
有人想笑，但没有出声。
蒋介石又对黄宇人说：“民主是应少数服从多数，你是否服从多数的决定？”
黄宇人站起来说：“我不过是代表一票，起立与否无实际意义。”
蒋介石听了十分震怒：“你这是什么话？难道我压制民主，压制群众了吗？”
黄宇人吓得不敢说话了。
陈立夫站起来对蒋介石说：“委座息怒，委座息怒。”
宋美龄一看势头不对，低声对蒋介石说：“今天谈了很久，可以休息了吧！”
蒋介石宣布散会，率先拂袖而去。
几日后，经过酝酿，黄埔系、三青团、朱家骅系、政学系以及其他无党派的立法委员在新街口东南角一家银行二楼上举行午餐会，相约另举傅斯年当立法院副院长，以与陈立夫相抗衡。
在会上，政学系的文群发言，列举反对陈立夫支持傅斯年的理由，要求大家口径一致，共同对付陈立夫。
一些人认为立法院副院长不应由一个搞派系的人来担任，会场情绪十分热烈。
自此以后，他们每隔一两天就在原处举行午餐，餐费由参加者分摊。如有不足，则由邱昌渭支付。
有一次，邱昌渭带的钱不够，由他在账单上签字。
第二天，邱昌渭派人到供应午餐的安乐餐厅清偿欠款，并索回签字的单据。
餐馆经理说：“欠帐登在簿上，但账单找不到了。”
过了一两天，黄埔系的刘健群、黄宇人听到与军统有关系的立法委员会委员说，中统已向蒋介石报告，说这次反对陈立夫，支持傅斯年，完全是李宗仁一手策划的，并附上邱昌渭签字的那张单据为证。
蒋介石信以为真，对李宗仁恶感更深了。
1948年5月17日，立法院投票选举院长、副院长。
孙科当选为立法院院长。
陈立夫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
这次选举，使反对陈立夫和CC系的人败下阵来。陈立夫也出了一口气。
后来，有人说，陈立夫顺利当选的原因，是傅斯年无意参加竞选，这样，支持傅的人就中途退出了，也有一部分人被陈立夫收买了。
当了立法院副院长的陈立夫，很快对党员通讯局的改组付诸行动。
但对于中统局这班人马，陈立夫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他仍然采取上次的办法：换汤不换药，将中统想办法塞到行政部门去，以解决经费问题。
陈立夫通过与中统骨干几次密商后，决定在内政部下设调查局，将中统组织全部塞进局内，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仍然保留，只是成为一个单纯的党务机构，而中统全班人马则从党通局移到内调局。
这一计划提出后，即得到内政部长张厉生的同意，在立法院讨论时，陈立夫吸取上次搁浅的教训，这次，他以立法院副院长的身份，动员了一些CC派及与CC派亲近的立法委员们施加影响，才勉强通过。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正式成立，其局本部及下属各级分支机构的官员，均由陈立夫一手安排。
内政部调查局报编制设局长一人，陈立夫委派老牌中统特务季源溥担任。副局长之职，陈立夫原准备让党通局副局长王保身担任。但后来，张厉生下台，李汉魂当了内政部部长，他也想插一下手，便推荐桂系的张益民任副局长，陈立夫只得答应。
张庆恩任第一处处长，朱凌云任副处长，第二处处长徐政，副处长黄九成；第三处处长苏恕诚，副处长袁更；第四处处长陈庆斋，副处长朱韵涛；人事室主任李裕德，会计室主任王大光。
各省、市调查处处长一人，副处长一人，秘书一人，下设总务、业务、交通三科。
局本部及各省市调查处的人事安排好后，他又增设贵阳、重庆、海口、华北、台湾五个办事处。
同时，由陈立夫本人按着局势变化情况，随带一个袖珍班子，机动往返于各办事处指挥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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