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南京宣布解放，各路大军正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胜利大进军。
国民党大小官员都打点行装，纷纷准备飞台湾，跑香港，逃海外。
因此，内调局成立后，所做的工作只有是收拾残局了。
陈立夫与季源溥反复商量，其主要工作便是着眼于大陆解放后的潜伏和破坏活动。
主要抓三件大事。
一、派第一处副处长朱凌云前往香港，筹办一个潜伏特务训练班，计划以香港为华南据点，在解放后派遣特务潜人大陆，从事搜集情况和破坏活动。
朱凌云也是特工总部时期的老牌特务，曾在中统局本部党派处工作，也担任过中统缅甸情报区书记。抗战胜利后，季源博任上海特派员，朱凌云任秘书。
大陆解放时，第四处处长兼贵阳办事处主任陈庆斋从昆明逃往香港，曾在香港汇钱给重庆改造的内调局事务科科长王斌，希望王斌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二、与第一处处长张庆恩在广州秘密会商，派黄雨青前往华北某一秘密地点建立华北潜伏据点，然后就地派遣特务进行潜伏活动。
三、把情报活动的重点从大陆转移到大陆外围的东南亚一带地区，对大陆形成一个情报包围圈。
这一计划呈报蒋介石，蒋介石看后甚为赞赏，特拨出10万银元作为经费，要他们尽快将情报据点建立起来。
此时，人民解放军以不可阻挡之势，解放上海，横扫江浙，进军闽南，逼向广州。国民党政府只得又西迁重庆。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使陈立夫的种种设想，有的成为泡影，有的刚刚筹办，有的刚刚铺开摊子，就被打乱了。
第十四章 农行起家
1．陈果夫说“我也曾在金融界”
陈果夫荣任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孔祥熙对大家介绍说：“陈果夫先生是办党特有研究的人。”陈果夫当即顶了过去：“我曾经在金融界，不过落伍了约20年之久。”
弄得孔样熙很尴尬。
国民党四大家族，主要是从经济势力方面来衡量确定的，从这方面来说，蒋、宋、孔、陈这四家，陈的基础是最薄弱的，也可以说是后起的。
陈果夫、陈立夫早就想插手经济，目的并不在于个人腰缠万贯，而在于解决党务活动经费不足问题。
1932年，CC干将刘不同前往南京，向陈立夫索要活动经费，陈立夫颇为感慨地说：“临时约法制定了，而宪法终将出世，政权方式是个多党的，到那时党费不能由国库开支，不能列为国家预算，我们必须自想办法。”
陈立夫停了一下接着说：“党员交纳的党费为数很少，且绝大多数不交。校长（蒋介石）原计划采取党内募捐方式筹集之，而且希望宋子文、孔祥熙二部长多出点，可是事实上，他们口诺而不行动，我们怎么办呢？只有自办企业，大家都成了资本家，党费还愁没有办法吗？”
陈果夫也有类似的想法。1934年立法院公布了宪法草案初稿后，二陈觉得此事迫在眉睫，所以操办的更为积极。一方面操纵在国民党中常会中设立了以孔祥熙为首的党费基金筹募委员会；另一方面，鼓动CC人员向经济领域渗透，自己创办企业，做生意。
在抗战胜利前，除了陈果夫以江苏省主席的身份操纵江苏省农民银行和全国农村合作社以外，二陈在经济方面未取得大的成就。
二陈在经济方面打不开局面，一方面蒋介石让他们分管的是党务，不是经济，更重要的，经济方面早已有人，宋子文、孔祥熙二人对二陈坚决抵制，反对他们在经济方面插手。
“蒋家天下陈家党”多少年来，二陈一直与“党”打交道。
陈果夫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资金作后盾，这样，金融事业的发展就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导。
陈果夫说：“金融制度为国家之心脏，心脏衰退，则身体难臻健康，金融制度不健全，国家基础亦难以巩固。”
因此，无论个人的发财也好，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好，都与金融息息相关。
陈果夫对金融很感兴趣，总想以各种办法挤进金融界。
陈果夫在20年代曾在上海经营钱庄，开办上海证券交易所，由于种种原因失败了。但陈果夫仍想重温当年的旧梦。
陈果夫还冠冕堂皇地把掌握金钱、人人发财说成是孙中山的思想。他曾说：“我记得总理在某年元旦，对同志与民众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普通的一句俗话：‘恭喜发财’。为什么总理也要说这一句话呢？因为总理平生总注重的是民生，要使大家能够发财。”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兴衰》一书是这样描述二陈是怎样挤进金融界，跻身于四大家族之列的：
1935年4月1日，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成为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并列的大银行之一，统称四行。
农民银行成立以后，因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首脑，不便直接管银行，便由孔祥熙任董事长。可蒋介石又不愿放手，于是又设了一个其他银行绝无而农民银行仅有的理事长，由蒋介石兼任，使蒋仍执掌核心权力。
陈果夫此时在陪都重庆，眼睛就盯住了农民银行，机会也在一步步向他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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