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大将后来在《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文中总结历史的教训时这样写道：
抗日先遣队后期的整编，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当时既然估计到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敌人会加紧对闽浙赣苏区的“围剿”，形势将会日益严重，但仍不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却把长于打游击的红十军和地方武装同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合编，组成新的大兵团，集中在一起打运动战。……组成红十军团时领导干部的配备，仍然受着“左”倾宗派主义的影响，保留了乐少华的军团政委职务，反而把军团长寻淮洲降职为师长，并把他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这不仅是对寻淮洲个人实行宗派主义的打击，同时也是无视七军团从瑞金出动后转战数省以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经验。新任军团长刘畴西是一位较老的军事指挥员，在南昌起义时就捏任营长，经历了革命斗争的锻炼，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优柔寡断，也缺乏在白区同敌人机动作战的经验。“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是密切关联的。在战争中间，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配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红十军团军团部和红二十师1934年11月24日离开葛源后，马不停蹄地跋涉在山间小路上。……
红二十师在北上皖南的过程中，除去与国民党零星的地方部队发生了一些接触以外，基本上是顺利的，因敌人被先行出发的红十九师吸引过去了。
……
由于缺少得力的向导，红二十师遇到了不少的麻烦。为此，方志敏派出小分队专门去寻找一名得力的向导。很快，小分队发现了一位颇具阅历并乐意充当红军向导的老汉。红军在向导的引领下安全地行进在山间小路上。……
汤口会师两师合编统一行动
途中，接到中央军区的电令，要红二十师迅速同红十九师会合。方志敏只得率部在深山野岭中寻找便捷的通道，以期快速到达早己用无线电与红十九师联系好的会师地点——歙县汤口地区。
……
再说，红十九师出击二十多天以来，转战浙西连续取得胜利。按原定计划，红十九师下一步是游击桐庐、临安等地。在接到迅速与红二十师会合的命令之后，只得放弃原定的行动计划，由浙西折向皖南。
12月10日，红十九师与红二十师两支劲旅在汤口胜利会师。红十军团八千余名壮士情绪高昂，载歌载舞，互赠纪念品。当地老百姓也都喜气洋洋地欢迎这支友善的红军部队，仅有二三十户人家的沉寂的汤口小村，迅速变得热闹异常。红十军团在程家词堂屋前宽敞的草坪上举行了军民联欢大会，用竹木搭起的临时大会主席台上站立着红十军团所有的高层负责人，
方志敏在大会上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说。……演说结束时，方志敏振臂高呼：“为争取北上抗日的最后胜利造成千百万铁的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方志敏慷慨激昂而极富政治色彩的演说使在场的听众特别是红军官兵本身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大家都为方志敏的赤诚之心所感染，一批正在修筑公路的青年民工当场报名参加红军。在会师大会上，正式宣布红十军团的成立，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军团政委，刘英任军团政治部主任，粟裕任军团参谋长。
红十军团在汤口会师，人们对此评说不一。项英主持的中央军区没有及时采取分散游击的方针，却一再敦促把长于游击战的红十军与长于运动战的红七军团进行合编，这在客观上是迎合了国民党军“围剿”的企图。三十九年后，粟裕大将曾就此事请教了当年负责指挥红七军团北上的主持中革军委工作的朱德元帅。朱德坦率地回忆了当年的情景，真诚地评说道：“编成一个军团，不编不垮，一编正规战打不成，游击战也不行。经验还是要把正规军变为游击队。”
恶战谭家桥，寻淮洲死不螟目
红十九师与红二十师两部会师汤口，声威大震。蒋介石闻讯后颇为震惊，惶惶不可终日。1934年12月12日晚，蒋介石发出急电，令浙江保安处处长俞济时为“追剿队”指挥官，统辖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李文彬部，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补充第一旅王耀武部，浙江保安第二纵队蒋志英部，共约十一个团的兵力“追剿”。同时令赣浙闽皖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和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刘镇华堵击。参加围堵的部队主要有：第五十五师李松山部，第五十七师阮肇昌部，新编第七旅李宗鉴部，独立第四十三旅刘震清部和安徽保安团，以及阮勋旅、刘惠心旅等，总兵力约十万人。蒋介石还发出专门手渝：“追剿红十军团，奋勇作战而获战绩者赏；行动迟缓，退缩不前者，以贴误军机论罪。”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予以全歼。赵观涛对王耀武说：“望你告诉部下，对匪作战，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大意，大意必定遭挫败。驻剿、堵截、追击三部分合力协作，一定可以将方志敏部消灭。”
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在皖南站住脚跟，红十军团决定了“以黄山为依托，在皖浙赣边和皖南积极开展活动，牵制东南方面的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西进，并创立起新的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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