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以载道”的年代似乎是否已经远去？
刘：是的，“文以载道”的年代早已远去，商业时代已经到来。尤其是网络的出现，使文学的功能在一夜之间倒退到印刷术发明之前。正是因为如此，作家更要有良心和责任。不能助纣为虐，要有高尚品格。记得余华在一篇谈论长篇小说写作的随笔中这样写道：“当作家继续第二天写作的时候，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问问自己，我是否具备了高尚的品格与意志？”我觉得这样的作家才叫作家，不辱“作家”称谓。这也是中国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人文传统，这种精神不会被商业时代彻底消灭。
第五部分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的生理反应
任：你在写作中涉及战争的原因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是在对战争行为进行反思？
刘：战争不是什么好现象，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惧怕战争，更不应该回避谈论战争。战争是一种深刻的爱国主义行为，没有爱国主义就没有战争。《战士》涉及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烘托和平，我主要讲述的是和平年代的当代士兵，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精神面貌。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祖国的优秀儿女。他们之所以言语反常并渴望战争，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军人，而是因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过于强烈。
任：“战争”、“叛逆”、“摇滚乐”，这曾经是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愤怒青年的事业，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精神的精髓。我注意到你的个人气质和形象，与那个年代具有某种精神上的暗合，国内有人把你称为“愤怒作家”，把你的作品称作“愤怒文学”，对此你有何感想？
刘：“愤怒”是一个男人成长发育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否则他就不是人。愤怒是一种青春期的生理反应。没有“愤怒”过的人，不是健全的人，思想有问题，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一样。愤怒与否表明了他是否热爱祖国、是否具有“爱国主义”精神。英国心理学家MCDOUGAII说得非常好，他说“爱国主义就是人类本能情绪中的恐惧、愤怒、爱与自负，在后天以祖国为中心结合而成的一种情感”。至于评论家所言及的“愤怒作家”、“愤怒文学”，那是他们的事情，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任：美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建立在彻底的虚无和否定的基础上，我注意到你的愤怒与“嬉皮运动”时期的“愤怒”明显地有所不同。你的“愤怒”里介入了理性。理性的介入会不会消减“愤怒”的力量？
刘：理性介入让愤怒变得合情、合理、合法，让愤怒更有力量。
任：你有宗教信仰吗？
刘：没有。
任：你会将愤怒进行到底吗？艾伦·金斯伯格在告别愤怒之后穿上西装那天，他说没想到自己穿西装会有这么好看，你是否会穿上西装？
刘：我穿西装去干什么呢？
第三部分：刘健知道你们最希望看到什么
任：你是从解放军艺术学院出来的，在军事文学领域，你曾经就读的这所学校被誉为“ 殿堂”，是什么事情使你选择了离开殿堂？
刘：“军艺”是个挺不错的地方，出了不少人，莫言、阎连科、柳建伟等等吧。阎连科曾经说，“军艺文学系里插根筷子都能发芽”。他的话很有道理，问题是发芽之后能否成长为参天大树？发芽不见得总是好事，姜发芽就不辣了。离开军队是因为我觉得那儿太衣食无忧了，人会变懒的，而且还有一些烦琐的清规戒律。譬如我写《战士》一稿期间，跟军校的作息时间严重冲突。我喜欢晚上干活，可学校规定过10点就得熄灯。后来我在魏公村租了间房子，秘密的，他们不知道。晚上熄灯后我把宿舍里的被子展开放在床铺上，里面用东西给顶着，然后把背包绳系在窗户上，拉着绳子往下爬，跑到租来的房子里写东西。天快亮的时候回来，拉着绳子往上爬，坐在宿舍里等候跑操。一次，队长查铺，掀开我的被子看到里面放了个篮球，害得我写检讨在全班同学面前朗诵一遍才算天下太平。离开军校，是因为我不适合过那种生活。
任：说走就走了？
刘：（笑）被关了9天禁闭。离开的时候校保卫处负责把我从北京押送边疆，上火车之后我心里面难过极了，跟罪犯似的，怎么有脸面对江东父老？我决定一跑了之，等将来有点儿出息了再回去。列车到武昌站，我装着下车买东西，撒腿就跑。结果被军官追了回来，上车之后差点儿把我铐在车门上。车到边疆，迎接我的军官得知我途中逃跑的事情，担心我再次逃跑，直接把我送进了禁闭室。（笑）……
任：你刚才提到了莫言，目前在中国文坛莫言如日中天。你们师出同门，写作上是否受到过莫言的影响？
刘：莫言很了不起，希望他能活100岁，拿个“诺贝尔”。在学校的时候，我们称他为 “莫爷”，据说莫爷当年实在是威风，写的东西连错别字都照发。莫爷当年为了摆脱作息时间的冲突，曾经在熄灯之后搬把椅子到水房里点着蜡烛写东西，他的刻苦和勤奋是我的榜样。
任：莫言的作品是否对你的写作产生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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