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检过后的那天晚上，玲玲又来找我玩，见我剪了头发，她开口就问，刘健你是不是要去当兵？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玲玲说，感觉呗。真是想不通，为什么要去当兵呢？
我说，到军队去呼吸新鲜空气。
玲玲说，呵，有意思，带我一起去吧？
我说，行啊，等我在那儿混熟了就回来接你。
玲玲说，说到做到啊。唉，刘健，不去行吗？
我说，这不痛不痒的日子我过够了。
玲玲说，我真担心几年过后你回来，变得跟刘叔叔一样，满身臭脾气，我可不想你那样。
我说，你怎么就不祝福我到军队后像巴顿、朱可夫、麦克阿瑟那样，一不小心从普通一兵混到将军、元帅？
玲玲笑着说，噢，忘说了。刘健到军队后啊，先是一不小心当了个将军，然后又一不小心当上了军委主席。最后一不小心是，喂，还有什么官比军委主席大？
我说，够了，混到将军我就可以大展鸿图了，就怕万一我……
玲玲急忙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巴，说，不许你乱说！
随即，玲玲把她的手从我嘴上挪开，嘴巴堵了上来（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长的一吻，到达军队好几天，口腔内部吻出的水泡还在隐隐作痛）。我跟玲玲也算得上青梅竹马，虽然没一块儿光着屁股做游戏。玲玲模样挺好看，最大缺点是特爱看书。床头整整齐齐地摆了一大堆，《包法利夫人》《尤利西斯》《红楼梦》之类，全是大师们的经典之作，连《江青传》她都敢看。奇怪的是她脑子里却没多少斗争和反抗意识。我怀疑她把书上的知识吸收到阑尾、盲肠和皮肤里面去了的同时，也担心她再这样下去，不被知识消灭就是被狼吃掉。
…………
我敲开了史迪的房门，想不到，史迪也未曾入睡。
见我背着吉他，史迪说，嗨，我操，你还真把琴给带上了。
我说，你把贝司也带上，到军队以后咱们继续玩音乐，给解放军提提精神。万一影响大了，歌声感动了军队，或者咱们的才华被某某将军赏识，没准儿就出息大了。
史迪说，别扯了。解放军唱的歌曲跟咱们写的歌曲是两码事儿，风格不一样。他们是合唱，咱们写的那些歌曲一合唱，味儿全变了。
我说，史迪你就赌一把吧，把音乐当做咱们在军队烧的一把火，烧旺它！
史迪说，估计没戏。贝司我带上就是了，就当是带了根防身用的木棒…… 太阳出来了，史迪换好军装，把大红花别在胸前，然后把贝司背在身上。
第一部分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春药
到了火车站，我看到广场上站满了和我们一样身着新军衣的年轻人。朵朵大红花映红了一张又一张略带稚气的脸庞。以拥挤和混乱而著名的火车站广场因为我们的到来，充满了青春与活力，还多了些节日的喜庆气氛。不大一会儿，几辆车顶上装有警报器的“广州标志” 开进广场。
接兵军官从车里钻了出来，在他们雷厉风行的指挥下，我们迅速排出歪歪扭扭的队伍。
军官拿着档案袋点了一遍我们的名字，一个都没少。随即，他开始宣布我们即将奔赴的服役地点。所有的人都不再闲谈，静心倾听。果然不出所料，我和史迪一同被分到了在广场上所有即将入伍者看来都是无可挑剔的某省军区守备部队。我俩把背包和乐器扔在地上，互相击掌，兴奋地跳跃、拥抱。尽管我们对即将去守备的是什么东西一无所知。我抱着史迪的肩膀，要他呆会儿千万别忘了问接兵军官我们将要去军队守备什么，却无意间看见了父母的身影。他们两个共同拎着一个大大的食品袋，站在广场边缘一个华丽典雅的路灯下，向广场中央的我们翘首观望。
我朝父母挥了挥手，准备走出广场与他们道别。这时，接兵军官下达了进站的命令。我一手拎起地上的背包和吉他，另一只手朝父母高高挥舞着走进候车厅。遗憾的是父母却没看见。在候车室门口的“安全检查器”旁边，以偷窥旅客私密为生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我们身穿象征了正派和安全的军装而对我们携带的物品产生信任。我和史迪把行李送进机器嘴里，满怀不满地站在出口处等待机器把行李吐出来。这时，接兵军官从我们身旁路过，史迪赶忙迎了上去，问：
——首长，守备部队具体是守什么备什么的？
军官很不耐烦地看了史迪一眼，说：
——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别问，去了你就明白了。
火车呼啸着，载着我们的光荣梦想，穿越了无数个大好河山。
两天过后，列车喘着粗气在南方边陲的一个中型城市歇了脚，我们急不可待地把脑袋伸出窗外。像破卵而出的小鸟，惊奇地看着眼前这个与故乡已经相隔千里的新世界。列车下，几位迎接我们的军官混杂在铁路工作人员中间，翘着脚尖向我们张望。我们并没有羞怯地低下头，而是与军官坦然对视，彼此间虎视眈眈。长长的行李车从站台里悠然驶过，史迪打开车窗，朝军官们挥了挥手。军官视而不见，一位小贩倒是机灵，把食品车推了过来。
史迪从口袋里掏出钱，准备再来两瓶啤酒，车厢内的喇叭里传来了列车广播员的甜甜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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